一

就像書名顯示的，這本新書的寫作 ，對我來說， 也是一種思想操練。如此比喻，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 是長期醞釀的結果。十三年前我出版《觸摸歷史與進 入五四》，在“導言”中提及“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 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后世產生了決定性影 響”。“對于 20 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 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作為后來者，我們必須跟諸 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 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 關系。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 熟’的必由之路。” 這段話，我在作為新書打頭的同 題文章中有所引述，且做了進一步的發揮：

我的基本立場是：尊重古典中國的精神遺產，但 更迷戀復雜、喧囂卻生氣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 說過“：就像法國人不斷跟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 1968 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 ‘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這個過程，可以訓練思想， 積聚力量，培養歷史感，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面對日 益紛紜復雜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對于今日的中 國人來說，“五四”既非榜樣，也非毒藥，而更像是用來 砥礪思想與學問的“磨刀石”。

不管是“思想操練”還是“磨刀石”，都只是比喻， 且只可意會難以言傳。不過有一點，當我這么表述的 時候，與其說是對學界的要求，不如說是對自己的期 待。實際上，我也正是在與五四的不斷對話中，逐漸提 升自己的學問及精神境界。

1982 年春，我開始在中山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撰寫 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即《論白話文運動》。為什么學“中 國現代文學”專業？因為七七級大學生初入校門便躬 逢思想解放運動，普遍認為自己的辦雜志、寫文章、談國 事等，是接著五四新文化人的。六十年一甲子，在精神上，1979 是承接 1919。為什么從“白話文運動”入手， 因不滿那時學界基于政治立場而對白話文運動主將胡 適的刻意貶低，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在呼應現代文學界 已經風生水起的“撥亂反正”。這兩點都很顯豁，過來 人一眼就能看清。需要說明的是第三點，那時我正對美 學感興趣，拒絕爭論《文學改良芻議》是不是形式主義。 在我看來，形式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而是蘊含著一個時 代的意識形態以及一代人的審美感覺。因此，應該“不 把文學形式看成單純的形式，而是看成積淀著豐富思想 內涵的‘有意味的形式’；不把文學形式革命看成單純 的形式變更，而是看成整個社會價值標準和審美趣味的 轉換”。因剛剛入門，讀書不多，論述自然相當粗疏， 但大思路還是可取的。而關注“有意味的形式”，日后甚 至影響我的博士論文選題及寫作。談論小說的“敘事 模式”而非“思想內容”，從形式角度來闡釋晚清及五四 的文學革命，算是我對中國學界的一點貢獻 。

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從此與“新文化”結下了不 解之緣。唯一需要說明的是，我心目中的五四，不限于 1919 年，也不限1917-1922 年，我談五四，往往兼及 晚清。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的“導言”中， 我談及為何“把梁啟超、吳趼人、林紓為代表的‘新小 說’家和魯迅、郁達夫、葉圣陶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 一起論述，強調他們共同完成了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 轉變”。十年后，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的“導論” 中，我再次強調“：晚清和五四兩代學人的‘共謀’，開創 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新天地。”而到了《觸摸歷史與進 入五四》，依舊主張談論“五四”必須兼及“晚清”，“正 是這兩代人的合謀與合力，完成了中國文化從古典到 現代的轉型”。如此學術立場，在中外學界，比較接 近的是張灝先生。

因主要關注晚清以降的思想、文化、文學、教育， 我的大部分著作都會涉及五四，但 真正以五四為主 角的，是 以下三書《：觸 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 京大 學 出 版 社，2005 年；《“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北京大學出版 社，2018 年。略感遺憾的是，三書都是論文集，而不是 起承轉合布局勻稱的專著。這里沒有獨尊專著的意思， 而是因中外學界關于五四的著作很多，我為了趨避而 舍棄若干重要命題，不免有點可惜。

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的英譯本序中，我提及“：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不斷跟它對話， 并非濫得虛名，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質量決定的。必 須承認，一代代讀者都與它對話，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 值的過程；可只有當事件本身具備某種特殊的精神魅 力以及無限豐富性，才可能召喚一代代的讀者。”但另 一方面，我又表示擔憂“：過于熱鬧的‘五四紀念’，誘使 不同政治力量都來附庸風雅，導致‘五四形象’夸張、扭 曲、變形。”如此立說，不僅關注五四的實際內涵，更 關注五四形象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影響、傳播與流 變。也正因此，我的五四論述，不純然是史學研究，更 包含思想辨析與現實論戰。

二

與研究唐詩宋詞或李白杜甫不同，談論五四的，不 管左中右，都很容易與現實政治發生糾葛。這也是我 再三強調“‘五四’之于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 是學術，更是精神”的緣故。北大百年校慶前后，我 因將這所大學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學術史的脈絡中考 察，不能不牽涉其與五四運動千絲萬縷的聯系。權威 的《北京大學校史》將蔣夢麟校長推崇美國大學模式 及其正規化教學思想，說成是為了配合國民黨的思想 控制，我之表示不以為然，其邏輯起點是以教育而非黨 派的立場來談論五四前后北大的得失。對于此文的批 評雖不太公正，但態度還算溫和。接下來可就不一 樣了，真的是風雨滿樓。我和夏曉虹合作主編的《觸摸 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 出版后，得到學界的普遍好評，1999 年 5 月 4 日《中國 圖書商報·書評周刊》用一整版的篇幅予以介紹，且摘 錄了若干配有頭像的人物點評，其中恰好沒有李大釗。 這本是報紙編排及讀者趣味的問題，跟我們沒有任何 關系。但有心人四處告狀，害得我不得不捧著原書，翻 開第 72 至 80 頁，讓領導明白我沒有刻意抹殺李大釗。 可這不管用，該來的還是來了。當年影響頗大的《中流》 雜志 1999 年第 5 期上發表《好一個“五四不吃香了，怎 么辦？”》，連《北大校慶：為何改期 ?》（《讀書》1998 年 第 3 期）帶《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一起批，說我的論述框架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夢寐以求的”， 而“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此文除了帽子特嚇人，還專門送達各有關部門，以至不 止一位領導對我的“思想傾向”提出批評。好在北大校 方大度，我的抗壓力也比較強，取消學術榮譽無所謂， 只要能上課就行。也幸虧那時整個學術環境寬松，否 則，這將可能成為一個年輕教授過不去的坎。

十年后，北大主辦紀念五四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季 羨林、湯一介出面邀請海外客人周策縱、唐德剛、林毓 生、陳方正、龍應臺，以及上海的王元化等，到西山大覺 寺繼續座談。王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記》（浙江人民出 版社，2001）詳細記載此事，對北京學者的過于懶散不 無遺憾“：原來想讓大家各抒己見的計劃也就成為泡影 了。下午大家坐在院中看茶道，實際只是在那里休息 而已。”王先生有所不知，那天座談會還沒開始，有關方 面緊急叫停，勒令我們立即下山。軟磨硬泡，加上拍胸 脯打包票，對方擱下一句話：若場面失控，出現反動言 論，你們負責。此前的北大會議，已經鬧出很大風波， 主持者日后為此寫了不少檢討。我們真是不知厲害， 以為只是平常的朋友聚會，加上游山玩水。會議由我 主持，先請性格溫和，講話不出格的湯一介、王元化多 說，下午則干脆改為品茗聊天。我知道有嘉賓不滿意， 但也只能這樣了，誰讓我們談的是敏感的五四。

又過了十年，2009 年 4 月，我在北大主辦“五四與 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樣一波三折。會 議是正式呈報且獲得學校批準的，可會前十天，有關部 門還是把我找去，詳細審查大半天，問能否取消，我說 來不及了；再問出現問題誰負責，我當即立下軍令狀。 因我心里有數，請來的學者都通情達理，說話會有分寸 的。會議第一天沒問題，第二天下午的提問環節出了 紕漏，有不速之客拿過學生手中的話筒，發表很不妥當 的政治言論，我不得不當場制止，且要求與會代表千萬 別擴散，否則我吃不了兜著走。

一二十年后回頭看，這些都不過是茶杯里的風波； 可在當時，卻是很難跨越的障礙。這就談到關注五四 話題，不管你有心還是無意，稍不留神就與現實政治掛 鉤，或陰溝里翻船，或成了風口上的小豬。這是一個風 險與機遇并存、可能引領風氣也可能曲學阿世的學科。 談李白杜甫或儒家法家，也可能卷入政治旋渦（想 想“文化大革命”的例子）。但比起五四話題來，還是保 險很多。起碼被批評的人不會對號入座，你也較難借題 發揮。《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第一章《五月四日那一 天——關于五四運動的另類敘述》完成于 1999 年初，因 兼及文學與學術，最初是給《十月》雜志的，校樣都排好了，上版時被主編扣住。編輯很委屈，將主編批改過的 校樣送我留念。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接二連 三的紅線，一大堆的問號、感嘆號，最后的批示是“：為何 這個時候大談學生運動！”言下之意，你別有用心。一 旦人家認定你是在指桑罵槐，你是辯不清的，只會越抹 越黑。問題在于，談五四，能完全繞開學生運動嗎？

有時候覺得很委屈，明明在討論歷史問題，也得盡 量回避敏感詞。原本十分豐富的話題，或相當深刻的 見解，為了適應現實環境，你只能點到為止，不敢深入 開掘。后世學者看我們，大概會覺得很奇怪，為何說話 吞吞吐吐，好像智商有問題。但另一方面，作為人文學 者，我也無法保證一旦禁忌完全撤銷，就一定能比現在 做得更好。某種意義上，帶著鐐銬跳舞，包含著自我克 制，也蘊涵著學術激情，這是我們這代學人——尤其是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宿命。

三

其實，每代人都有自己面對的困境與難題，就看你 如何化腐朽為神奇。回應時代命題，正是晚清及五四新 文化最為迷人的地方。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 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若非膠柱鼓瑟，是可以 接受的。不要理解成趨時與媚俗，而是直面時代提出的 難題，這就要求讀書人（知識者）既非清高，也不迎合。

《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一書，殿后的是《整個 20 世紀都是五四的時代》，其中有這么一段“：我猜測，三百 年后再看，整個 20 世紀，就是一個‘五四’的時代。就 像我們今天談啟蒙運動，或者看法國大革命一樣，都是 余波蕩漾，延續很長時間的。若用長時段的眼光，百年 中國，波瀾起伏，有各種偶然因素及復雜性，但如何直面 西潮沖擊，走出古典世界，這大趨勢是第一位的。”當初 還有一個大判斷，沒收入此訪談錄中——回顧上下一千 年的中國史，最有創造力的思想文化運動，非五四莫屬。

我特別感慨的是，沒有政權或經濟、軍事實力的 支持，這兩代讀書人，只憑個人的志氣與良知，以及那 點在那個時代尚可炫耀的象征資本，居然打拼出一個 新世界。后代讀者看他們的文章，欣賞其豪氣與才情， 也會驚訝為何如此意氣用事。請別忘了，他們是在大 霧彌天、身處邊緣的狀態下，以赤手空拳來肉搏這無物 之陣。這可不是什么人登高一呼，便大功告成，而是晚 清以降眾多仁人志士艱苦奮斗，一點一點地擠出來的 獨立自由空間。這里有天時地利人和，后世很難復制。 我輩讀書至此，不說廢書長嘆，也只能心向往之。

一代代讀書人不斷地與五四對話，除了“鐵肩擔道 義，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老掉牙的“民主與科學”口號，更包含身處危局如何安身立命的艱難選擇。不 是所有危局都能轉化為生機，且最終發展成為歷史轉 折的“關鍵時刻”的，這里有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也有 知識者能否挺身而出，抓住機遇，揮灑才情，書寫得意 的篇章。有時是大勢不好，很難有所作為；有時則是當 事人優柔寡斷，機會稍縱即逝。身處學院，自認飽學之 士的，往往苦于想到了，但沒能做到。晚清及五四新文 化人的劍及履及，實在讓人羨慕。

俗話說，見賢思齊。我曾認真談論“晚清的魅力“”與 學者結緣”的方式，以及人文學者整天與古往今來第一 流人物打交道，這種“尚友古人”的美妙。你整天讀 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胡適與周氏兄弟等人 的書，不能不對這些志向高遠的“有學問的文人”和“有 文采的學者”感興趣。我說五四研究既是歷史也是現實， 既是學術更是精神，指的就是這個。隨著中國學界專業 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學術訓 練，但在專業研究之外，有沒有回應各種社會難題的愿 望與能力，則值得懷疑。原本就與現實政治與日常生活 緊密相連的中國現代文學專業，若失去這種介入現實的 愿望與能力，其功用與魅力將大為減少。把魯迅研究、 胡適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樣精細，不是我 們現代文學學科的目標。經典化與戰斗性，猶如車之兩 輪，保證這個學科還能不斷往前推進。

關于這個問題，在不同時期，我有不同論述。比如 談五四，1993 年我寫了《走出五四》，2009 年我又說《走 不出的“五四”？》，2017 年則是《“五四”，永遠的精神標 桿》。立場之所以顯得有些游移，一是回應社會思潮， 參與時代的對話；二是不斷地進行自我調整，確立工作 的意義及策略。除了話語方式的變化，也有不變的宗 旨或根基。具體說來，便是以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為 榜樣，根據自家學養及工作性質，確定了兩套筆墨（專 著與隨感），三種身份（教授、學者、知識者），以及四個 支柱（學以救弊、學貴獨立、學在民間、學為政本）。這 方面，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我 20 世紀 90 年代初寫 的三篇文章《：學者的人間情懷》《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 命運及其選擇》《知識者介入社會的特殊途徑》。此 后二十多年，雖有微調，但都在這一思路的延長線上。 比如編輯民間刊物，組織學術叢書，討論學術規范，辨 析大學精神，重建地方文化等，都是在尋求一個人文學 者超越專業之外的工作意義。有專業但不囿于專業， 能文章而不限于文章，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這么做， 在當代中國大學評價體系里，不僅不加分，說不定還會 踩紅線。之所以甘之如飴，因那是我所敬仰的晚清及 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場及姿態。記得當年我出版《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好 些朋友撰寫書評，評價有高低，但都承認閱讀時很受感 動。學術著作之所以能讓人感動，那是因為你談論的 話題具有普遍性，且觸及一代人的敏感神經。讀者在 閱讀時，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困境與經驗帶進去，與作者 一起思考，一同探索。可這書在臺灣出版時，有歷史系 教授批評其專業性不夠。這里有作者能力問題，但也 與語境相關，相互隔膜之際，很難感同身受。這就說到 人文學的意義與局限，你不能不貼著你賴以生存及耕 耘的這塊土地思考與表達；可一旦這么做，又可能讓局 外人“無感”。

我深受五四新文化人影響，談及學問，對回應時 代話題有很高的期待。十年前，我談人文學的困境、 魅力及出路“：我 想象中的人文學，必 須是學問中有 ‘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 心境等，都制約著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 做學問，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活兒。假如將‘學問’做成 了熟練的‘技術活兒’，沒有個人情懷在里面，對于人文 學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悲哀。”對于晚清及五四新 文化，我不僅研究，而且追摹，雖不見得成功，但畢竟努 力過了，有幾分精神遺存，這就夠了。

最后說一句，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推出《作為一種思 想操練的五四》，以及舉辦相關座談會，是為了五四運 動一百周年。明年的五四紀念，從政府到民間，將會有 很多活動。基于我對“五四言說史”的了解，明年的論 述很難有大的突破，不太可能是學術研究上的“大年”。 在我有限的視野中，1939 年的確立“青年節”，有特殊的 政治意義；1959 年的征集大量史料，有很好的學術價 值；1979 年恰逢改革開放，兼及政治與學術，成果最為 豐碩。考慮當下學術范式，明年的五四紀念，很可能是 熱鬧有余而成果不足。既然如此，那就避開熱鬧，學民 間過虛歲，我們提前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