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撰寫《莊子傳》，搜集素材，體察環境，開闊視野。那年五一節過后，我即驅車前往魯西南、豫東、皖北地區，半月時間馳行數千公里，實地考索了莊子的故里、游蹤、遺跡，誠可謂“老去情懷，猶作天涯想”（宋葉夢得詞句）。

那些天，穿行于郊原、村落，但見稻麥蒙茸，河渠縱橫，高速公路坦平如砥，兩側遍是良田沃野，自然景觀已經同《左傳》《國語》《史記》等古代文獻所記載的迥然有異。似曾相識的通衢鬧市，又有哪一樣還存著舊日的蹤影？更不要說有生命的人——百代人生，順逆浮沉，伴隨著榮枯代謝的庭花岸柳，早被無情的時間之水淘洗得杳無蹤跡。

我的思緒已經脫離現實空間，馳騁于無邊幻想，期望依托夢境——人類永恒的美學資源，同莊子本人做面對面的攀談。這或許并非空邈無憑的狂想。在先秦諸子中，莊老先生是慣與夢魂打交道的超級魔術師。他的祖師爺老子，還有同輩學人孟子，在其傳世著作中都未曾涉夢。《論語》云：“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說夢也僅此一見。而“莊生曉夢迷蝴蝶”，呼啦啦六七個夢，足見其對夢情有獨鐘。

一千九百年前，東漢的張衡在這片中州大地上，“游目于九野，觀化乎八方”，“步馬于疇阜，逍遙乎陵岡”，以科學家而兼文學家的超常想象力，懸擬與“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負玄霜”的莊子的髑髏，展開一場鑿破時空、混同幽明的對話。對話中，髑髏講了一番“生為勞役，死為休息”，死了就能“與道逍遙”的道理，飽含作者對人生的深刻反思。

實現這樣的對話，顯然是種奢望。然而我卻想到，既然中唐時期的文學家沈亞之可以憑借夢境的幻化，穿越時間隧道，從公元9世紀返回到公元前7世紀，直接與春秋時代的秦穆公暢懷交往，而后寫出膾炙人口的《秦夢記》，難道我就不能踵其后塵，在一場悠悠幻夢中，拜會那“蘧蘧然”的莊老夫子，“俄然覺”后，也完成一篇《莊夢記》？

不過，人家沈亞之醒轉過來，得知所住旅舍原來緊靠著秦穆公的墳墓，可莊老夫子的墓地又在何處？三省五地都各據傳聞，競相認定，讓人迷離莫辨，即便想要“與鬼為鄰”，又到哪里去尋夢、結夢呢？

覿面肯定是無緣了，我便“中心藏之”，退而求其次——付諸遐想。

就像我輩奔走路途，苦心尋找他的物質家園那樣，莊子當日也在尋覓著他的精神家園。西方的詩人說過：“哲學就是懷著永恒的鄉愁尋找家園。”“莊子的著述，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真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聞一多語）這個“家園”，并非物質，純屬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內心。所謂回歸家園，亦即歸根返本，親近本源，回歸自己的本性。

《莊子》一書原非案牘前的產物，是在行動中完成的。莊老先生是行者，一生始終在路上。其足跡，絕大部分都留在家鄉的黃土地上，然而奇異的是，他時時刻刻懷有一種窮愁羈旅、客中思家的孤獨感與漂泊感。作為一個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鐘搖動的黃昏，尚未投宿，那一刻，料應正向著無盡的蒼茫，搜尋著屬于自己的一縷炊煙吧？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無語草芊芊。不難想象，其時，他的情懷是落寞的，心境是凄苦的。他為那些渾渾噩噩的世人，處于“人為物役”“心為形役”的種種無家可歸的“異化”狀態，而感到沮喪、惆悵，嘴里喃喃地說：“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我仿佛看到，在那“還鄉”之路上，莊老先生身著一襲綴滿補丁的粗布衣裳，腳穿系著綁帶的草鞋，肩背一個破舊的行囊，曉行夜宿，穿行于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間。困乏勞頓之態，令人心生哀憫，然而他樂此不疲。尋尋覓覓，走走停停，大自然予他豐盈的逸趣：“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而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與生生不已的物種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奧蘊深邃、繁富多彩，從而激發了詩意的表達、精神追尋的活力，強化了創造性與想象力，形成他的獨具特色的哲學、美學、文學風格。

那次行程中有個小插曲。一路躦行中，某天中午在一家豆腐店進餐，店主很風趣，端著菜盤，隨口念叨一句諺語：“夜晚千條路，白天賣豆腐。”說者無心，聽者在意。我想，是呀，整天跟著莊老夫子俯瞰宇宙，傲睨古今，然而終歸還得回到地面上。研莊、寫莊，需要就實論虛，虛實結合。

我在魯、豫、皖的東明、菏澤、民權、商丘、蒙城等地，參加過七場研討會，通覽了清代以前有關莊子的方志文獻，考察了莊子墓、莊子胡同以及漆園、濮水、南華山等舊址，訪問了世代流傳的莊子后裔聚居地莊寨。我發現，所到市縣都成立了莊子研究會，聚集著相當數量的業余研究人員，有的相當專業，并有體現地方特色的專著出版，我獲贈了十六七種。莊子傳說，已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他們說，古詩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和至圣、亞圣不同，莊老夫子一沒封號，二沒人參拜，三不見史載，正史只記了二百余字。可是，他在這一帶的民間，卻像灶王爺一樣，無人不曉。《史記》中“莊子者，蒙人也”，這個“蒙”究屬何地，魯豫皖三省爭了千余年，王安石、蘇東坡都曾介入。

這些民間學者最感興趣的是莊子這個人。他們說，莊子是平民思想家，他接觸過很多市井畸人，比較熟悉各類工匠，對于人情世故尤有深切的體驗。他說：“忘親易，使親忘我難”；“有弟而兄啼”；“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清代學者林云銘說，莊子是個“最近情”的人，“世間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離合悲歡之態，筆筆寫出，心細如許”。

研討會上，我曾提出一個問題向大家請教：作為平民思想家，莊子生活在市井民間，所以接地氣、得民心，那么，《莊子》一書中所揭橥的戰國中后期社會全面的轉型與劇變——政治動亂、人心混亂、思想淆亂，他又是如何了解的呢？當地學者說，莊子的觀察、思辨能力無人可及，同時他也得力于“地利”條件。莊子住在宋國首都商丘東北郊，實際能夠接觸到上層社會，知道君王暴虐，危機四伏，“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再加上自然災害頻發，生民處于“倒懸”般的困境。

此言甚是。作為感覺最為敏銳，因而精神也最為痛苦的靈魂，莊子對于人間的苦難，以及生民特別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士人的可悲命運，有著獨特的認知與深切的體悟，由此留下了一份撼人心魄的精神遺產。論其基調，應該屬于入世情懷，但他以出世的冷眼觀之。莊子基于人的本性和共時處境的思考所提出的生命觀——特別是追求自由精神、避免人性的異化——體現了人類智慧的結晶，具有超越地域、時代的價值，有助于世人從東方古老的文化中獲得靈感。

此番實地訪查，讓我擴展了視野、思路，汲取了新知，深受啟迪，同時增強了現實感、代入感，耳濡目染，意惹情牽，深化了對莊子的體認。《莊子傳》的寫作，從中獲益多多。

（作者：王充閭，系作家、學者，遼寧省作協名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