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小說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類型，既蘊含著對歷史的復原與再現，又關注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想象與重構。得益于深厚的歷史底蘊和跌宕的敘事情節，歷史小說始終擁有龐大的受眾群體。新時期以來，大眾文化的審美趣味逐漸顯現，文學藝術創作日漸受到商業化浪潮的影響。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吸引了大批讀者，并且因影視改編而更為家喻戶曉；熊召政、徐貴祥的作品同樣代表了歷史小說的發展高度。新世紀以后，文學的傳播媒介開始出現鮮明的數字化轉向，文藝界生態格局也正在發生多重巨變。在新大眾文藝視野下，歷史小說依憑獨特優勢因時而動，不僅在敘事內容、創作主題等多個方面呈現出新面貌，而且別出心裁地開辟了多元化的市場路徑，呈現出文學本體強大的自我革新活力。

“虛實相生”“敘事融合”：

歷史小說的獨特優勢

歷史小說融合了“歷史”與“小說”兩種元素，游走于實與虛之間的張力與魅力正是它的天然優勢。具體而言，它通常以真實歷史事件為依托，在既有故事框架之上容納一定的虛構情節，進而構建出一個部分真實可考、兼具想象特質的世界。在此過程中，作家往往注重細節真實性與歷史還原性，小說中所提及的人名地名、物件事件等，往往有據可考。如馬伯庸在創作《長安十二時辰》時，曾極力搜尋有關唐代長安城的文獻資料與考古成果，“為的就是把長安城看清楚，從而在小說中把一百零八坊的細節展現出來。如此一來，讀者即使不諳唐史，也會被這種巨細靡遺的真實性所感染，仿佛自己置身于那時的長安城中”。其作品對史實的敬意還體現在對卷帙浩繁的史料的梳解、凝練與重構上，具有很強的歷史實證精神。如《長安的荔枝》中使用的嶺南荔枝道的路線，是作者以鮑防的《雜感》和清代吳應逵《嶺南荔枝譜》里提供的路線為參考，綜合衛星地圖研判而成。書中所提及的諸多保鮮方式，也都來自宋代到清代的各種史料記載。又如阿越在《新宋·十字》的附錄中特別增設了《地理志》考證內容，系統梳理了宋、遼、西夏、高麗、吐蕃諸部、西洲回鶻、黑汗、大理等政權的基本信息，涵蓋國號沿革、立國時間、自然地理特征、人口規模、都城設置、行政建制以及其他政治經濟文化概況。這些內容主要依據歷史文獻記載，僅宋朝的新聞出版體系和知名學府等少數細節屬于配合小說情節的藝術虛構，連書中插入的地圖也特別標注“復印于國家圖書館”并寫明出處。通過這種嚴謹的史料征引方式，作者成功地為虛構敘事搭建起了一個堅實的歷史框架，有效強化了作品的歷史真實感。

歷史小說不僅是對過往的再現，更不乏尊重歷史邏輯基礎上的合理化虛構，讓歷史細節充滿溫情。首先，這種虛構為宏觀歷史增添了小說人物的日常化與溫情面，讓形象變得鮮明豐滿。如在《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中，作者通過刻畫司馬懿與張春華的夫妻互動，展現了司馬懿擅弄權謀之外的柔情。這一鮮活細膩的情感描寫不僅使人物形象更加立體豐滿，而且填補了歷史敘事中對其情感描寫的空白，是符合歷史邏輯的合理性推測和創造性想象，讓角色呈現出更具層次的復雜魅力。其次，歷史小說善于游走在歷史考據和“架空”虛幻的邊緣，達致客觀性和趣味性的平衡。比如馬伯庸的歷史小說往往采用“半架空”的敘述模式，避免陷入考據窠臼。《長安十二時辰》中故事發生的時間與空間既是固定確知的，又是旁逸斜出的，作者在天寶三載的長安城真實地圖之上排布添加了望樓相傳的旗語、突厥狼衛的鐵律、被設定為靖安令的賀知章……這些虛構元素在破案過程中與歷史真實無縫融合，二者共同重構敘事。

進一步地，歷史小說還在文學類型方面展現出顯著的敘事創新與類型融合的潛能。其特點在于將嚴肅的歷史題材與多元的文學元素結合，從而形成一種類型化的敘事傾向。蔣勝男的《羋月傳》將歷史與愛情元素相融合，以羋月與秦王駟的愛情、與義渠王的情感糾葛作為貫穿全書的重要線索。主人公的個體情感作為驅動情節的柔性力量，與冷峻的歷史進程相互映照，在避免敘事單一的同時，又深刻展現了個人情感與歷史事件之間的復雜互動。還有不少作品傾向于將懸疑與推理元素融入歷史敘事，其典型代表為馬伯庸的歷史小說、唐隱的《大唐懸疑錄》系列、陳漸的《西游八十一案》等，均通過引入推理與懸疑元素，在將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有機結合的同時，保持讀者的參與度，激發閱讀期待。以馬伯庸的歷史小說為例，其常用敘事策略是在故事發端時為整個破案或推理行動劃定決定主角命運和故事結局的時間界限，以增強小說的敘事節奏，激發讀者的共情共感。《長安的荔枝》將主人公李善德置于極端的時間壓力與情境困境之中：他受欺騙蒙蔽而被迫接受了在11天內完成荔枝轉運的艱巨任務，一旦失敗將家破人亡。《長安十二時辰》中也有緊湊連續的時間界限：主角團必須在12個時辰之內破解突厥人的陰謀，否則長安城就會變成可怖的“闕勒霍多”。在這種限時敘事的設定下，讀者會因角色行動的高效性而感受到敘事的節奏，同時因行動失敗的可能性而體驗到心理上的緊張與焦慮。當任務最終得以解決時，讀者與主角的情感同步釋放，從而獲得一種敘事完成的心理滿足與閱讀快感。這種跨類型的敘事策略不僅豐富了歷史小說的表現手法，還通過引入邏輯推理與懸念設置，增強了文本的互動性與沉浸感。

此外，歷史小說的作者經常通過啟用局限視角來增加小說的藝術魅力。《長安十二時辰》采用了多視角、多線程敘事。作者在單個片段中僅暴露有限的信息以制造作品主人公與讀者之間的信息差，并通過敘述者視角的循環變化推動情節發展，同時在線性敘事中穿插非線性元素，增強故事的層次感。無論是真實與虛構的結合，還是多種敘事元素的交融，這種重構歷史的創作手法既保留了厚重的歷史底蘊，又有意吸納多種敘事模式而具有充沛的可讀性和生動的文學魅力。沖破史實與想象的樊籬的過程，是對作者史學功底和寫作功力的考驗。作者需要充分了解歷史事件及其背后復雜的邏輯動因，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合情合理的探索與推演，才能使故事在改弦易張的同時絲絲入扣。同時，這也是讓讀者感同身受，充分滿足現代人對歷史的好奇心和考據欲，吸引大眾“入場買單”的有力策略。與此同時，對于地方色彩的添加和人物形象的溫情處理也賦予史實新的觀察思考維度，讓小說充滿哲理色彩。

“非英雄化敘事”與“時代之鏡”：

迎合時代審美的寫作創新

歷史小說天然具有統合真實與虛構、容納多元類型的革新潛能，而立足新時代創作的主體意識則為平衡實與虛、一與多提供了衡量標尺。具體來說，作家根據新時代人民性、主體性、市場化等特質自覺更新創作觀念，以時代審美作為敘事導向，通過講述普通人的故事來引發廣泛社會共鳴，以此精準把握與有效回應大眾的社會心理和審美訴求，展現有別于傳統歷史敘事的時代風采。

新時代以來，歷史小說的寫作創新首先體現在敘述主體方面突破了過往為達官貴人、帝王將相作傳的敘事范式，在主人公的選擇上呈現出“非英雄化”傾向。這種將視角下放、聚焦于歷史洪流中普通個體的創作思路，有助于增強讀者的情感共鳴，使歷史小說作品獲得更多受眾。比如在《長安的荔枝》中，主角李善德是一個從九品下的小官，無論是傾盡多年積蓄在皇城貸款買房的艱辛，還是職場上遭遇上司甩鍋、同事踢皮球時的窘迫，無一不反映了現代年輕人的生活困境。是故，歷史學者于賡哲將馬伯庸的創作評價為“將對歷史的熟稔與現實關懷結合在一起，使得文筆能直擊人的內心。寫的是古人，卻經常讓我們看到自己”。這種頻頻出現的“非英雄化敘事”為普通的歷史主體發聲，不僅使讀者能夠在歷史認知的過程中實現自我認同與情感投射，也彰顯了作家對個體命運的深層人文關懷。

作家們對展現小人物的執著，追根溯源是在敘述主題上對“時代之鏡”的關注，是對“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哲學觀的文學回應。新時代的歷史小說是反映時代精神的藝術化再現，實現了對當代社會現實的隱喻與反思。以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點煩》為例，作品雖以玄奘取經這一傳統歷史故事為框架，但其敘事主體卻轉向了負責統籌規劃取經事宜的太白金星李長庚。小說不厭其煩地描寫這位老神仙為“八十一難”項目的費用報銷、工作匯報、人事安排、勢力周旋傷透了腦筋，用黑色幽默展現現代職場生態的浮世繪，讓職場人翻開這本書時，能在感同身受的同時會心一笑。阿越的《新宋》以改革為主題，深刻展現了變革進程中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與黨派權力博弈等現實問題，不僅為現代人提供了以史為鑒的參照系，同時也對當下社會改革浪潮中的諸多現象進行了有益的反思。其中的清官代表不僅是對歷史人物的再現，更是對現代社會中政治正義與道德堅守的呼喚，為當代社會的反腐斗爭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示。歷史小說以深切的現實關懷為創作旨歸，始終呼應著當下的社會語境，使歷史煥發出鮮明的時代精神。

歷史小說在新時代究竟如何把握傳統與現實的限度？馬伯庸曾說過一個“歷史三明治”的比喻，一語中的地描述了書寫過往與抒發時代的并行之策：最上層是歷史大事，應予尊重；最下層是歷史細節，力求精準，它們都是歷史小說區別于其他小說類型、展現獨特魅力的立身之本；中間層則是正史背后需要創作者填補的空白，其目的在于找到古今的連接點，呈現“歷史的可能性”，最終將歷史故事導向與時代聲音的共鳴。在此基礎上，無論是敘事視角上的微觀化、大眾化、日常化，還是敘述主旨上的時代化、現實性、反思力，都是歷史小說在真實與虛構、傳統與當下、個人與大眾等多重關系中的時代選擇，用實際行動回應并構筑新時代文學人民性和文化主體性的文藝內涵。

“打造IP”與“系列化”策略：

多元化的市場路徑

新時代歷史小說進一步擁抱商業浪潮，探索出多元化的市場路徑。首先體現在IP的運營意識和產業鏈的延伸方面，其中尤以“文學—影視”的轉換路徑最為成熟。歷史小說跌宕的敘事情節和古典的視覺效果本身具有適宜影視改編的特質，影視行業又往往通過視覺特效鏡頭的運用、精致的服化道設計、高度還原的場景搭建以及渲染氛圍的音樂配樂等多元藝術手段沉浸式地呈現故事，由此實現文本與影像之間的跨媒介互動。近年來，歷史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不勝枚舉，形成一股歷史小說影視化的熱潮，如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劍》等以軍旅題材為核心的歷史小說，以及馬伯庸的《長安十二時辰》《風起隴西》《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等。影視與文學的“雙向奔赴”不僅提升了原著的知名度，擴大了受眾范圍，收獲了商業的成功，還使其成為兼具文學與影視價值之作。新時代歷史小說的IP運營“野心”當然不止于影視行業，而是期望以影視為走向市場的基點，實現游戲、舞臺劇、動畫、桌游、文旅等領域的多點開花。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商業價值的當數數奇藝對“馬伯庸IP宇宙”的開發。比如《長安十二時辰》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熱播后，西安與愛奇藝聯手打造了一個“熱門劇集IP+沉浸式娛樂+主題餐飲+國潮零售”組合而成的線下消費綜合體，《長安十二時辰：不退意志》等游戲也緊隨其后向大眾開放。隨后，愛奇藝不斷推行“華夏古城宇宙”的項目計劃，針對《風起洛陽》打造囊括“實景+VR”全感劇場、舞臺劇、紀錄片、動畫和衍生品等多品類產品的商業矩陣，形成一套線上線下齊頭并進的全景娛樂生態和商業模式。

系列化創作策略是新時代歷史小說實現商業開發的另一條重要途徑，意指通過推出多部在時間線上前后延續或情節上相關聯的作品，不僅能夠累積品牌效應，提高作品在文化市場中的辨識度與影響力，而且延長了作品的市場生命周期，實現了從“一本書”到“一套書”的消費升級。譬如，酒徒的《家園》《盛唐煙云》《開國功賊》三部書被合稱為“隋唐三部曲”，這套18冊的作品通過原創主角的視角，鮮活地展現了隋唐時期的市井百態與社會風情，細致刻畫了盛世王朝的歷史畫卷，贏得了眾多讀者的喜愛；唐隱以唐朝為歷史背景的《大唐懸疑錄》系列分為《大唐懸疑錄：女神探裴玄靜》全4冊和《大唐懸疑錄：最后的狄仁杰》全5冊，以眾多精彩燒腦的案件串聯起了整個懸疑體系；共有7部的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也通過套冊的形式，全面地展現了明史的整個歷程，成為歷史普及類作品的典范。在系列化內容長線運營的策略下，歷史小說的讀者黏性與商業價值實現雙重躍升。

在新大眾文藝的視野下，傳統的紙質媒介之外，歷史小說的傳播與新媒體技術深度融合，呈現出顯著的多元化趨勢。首先，近年來歷史類小說在網絡文學領域如日中天，起點中文網、番茄小說網等網絡文學平臺，不僅是作品連載與讀者互動的重要載體，更為書迷們提供了持續的追更盛宴。網文平臺開辟“歷史”這一垂直分類體系篩選潛在讀者，并借助基于大數據的智能推薦等新機制，不斷刺激用戶閱讀欲望。其次，多媒體的傳播形式突破了傳統文字閱讀的時空限制。如喜馬拉雅等有聲書平臺推出程步《秦始皇》、孫皓暉《大秦帝國》、唐隱《大唐懸疑錄》及唐浩明《張之洞》等音頻作品，力求滿足當代快節奏生活中大眾碎片化、即時性、多感官的閱讀需求與收聽體驗，實現了傳播范圍的擴大和受眾接受度的提升。另外，數字化傳播更新了傳統的宣傳和“固粉”模式。新時代的歷史小說大多依托于微博超話、微博標簽、貼吧小組等線上空間構建起垂直化讀者社群。書迷們在這些媒體場域中不僅討論內容、切磋學識，而且腦洞大開，通過“二創”的方式解構與重構原作，還自發形成推廣傳播團體，單純的閱讀行為進化為高效的讀者文化再生產與宣傳推廣實踐。由此，依托互聯網和強大的數據化模式，階梯化的用戶價值轉化鏈路得以構建，讓讀者成為傳播作品和付費閱讀的雙重主體，持續提升文學作品的社會價值。

無論是在真實與虛構間的巧妙平衡，還是將價值準則聚焦大眾與時代，抑或是通過IP產業鏈、系列化創作、數字傳播多管齊下的方式在市場上搶占一席之地，歷史小說從內容到傳播都迎合了時代強音，展現出新時代文藝的革新活力。未來，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歷史小說將與新媒體進一步融合，在新時代的文化語境中繼續煥發光彩，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文學與市場的重要橋梁。

［作者李依諾系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珠海）學生，郭超系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珠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