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到民族，小至個人，詩歌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其具有明確的方向感。百余年的中國新詩披荊斬棘，成果頗豐；卻也因和傳統斷裂，走過彎路。其實，傳統之河不會斷流，一直有眾多自覺者在進行著修復、彌合著新詩與傳統的努力，“70后”詩人育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員。他近年來矢志于讓現代靈魂在詩中和傳統照會、遇合，詩集《伐桐》《止酒》如此，《草木深》亦然，均有很高的辨識度。

看到《草木深》，很多人自然聯想到杜甫《春望》中的兩句詩“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也從一個視角印證了詩集的古典氣韻濃郁。沿著詩集里的文本題目《孤嶼》《留園》《桃花潭》《江心洲》《麥田》《揚州慢》《盂城驛》《山中》《竹林七賢》《瓦官寺》等鋪就的題材小徑，會發現育邦詩歌的觸角敏感、多元，他仿佛在與世間的一切交流，并集中聚焦于文化之根與自然之脈；但目的不在為它們繪形畫像，輸送民俗價值突出的風物圖或文化志，而是借助抒情主體的滲入和心境融通，歌唱詩人對萬物有靈的體認和對生命相通的理解。如“月出空山，風從云中來/司空山上，他卸下衣缽/兩手空空，心亦不再思空/野馬飛越真理與存在的爭辯//大千世界，十萬生靈/在手掌間流進流出/冶溪兩岸，鮮花怒放/此岸彼岸，已無分別”（《司空山》）。司空山因戰國時淳于大司空辭官歸隱于此山而得名，又名“思空山”，佛教禪宗二祖慧曾在此避難、修禪、傳法。轉換到詩人育邦筆下的它遠離世俗人群，安然靜謐，美不可言，置身其中，心物一體，能真正領悟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妙處，也讓人頓感它是一片澄心靜慮之所在，詩由山對隱逸文化的思考，對神圣和世俗、自然與人思辨的“自我教育”也頗耐人尋味。再如《對飲》，“羽狀的玫瑰火焰，在綠色星辰上，/燃燒。薄暮時分，我們取出燒酒，/對飲。一杯又一杯。//形與影，攜手天地間，俯仰嘯歌。/混同于野獸，載歌載舞……震落樹梢間無數的塵埃”。名為“對飲”，實為“獨酌”，名實的悖反內隱著無限張力，它狀繪了詩人的林間沉迷與陶醉，松果遍地，苔蘚靜寂，薔薇和玫瑰在自由開放，一切的美與天然令詩人禁不住載歌載舞，于是呼喚屈原與李白等古人，呼喚周邊的所有生靈對飲、共醉，跨時空的情境中“一個人大擺宴席”，足以見出詩人對自然熱愛、對人存在狀態關注之深切。

《草木深》對山川草木、前人古跡等自然、文化之“物”的回望與凝眸，不再是它們純粹客觀存在的驚鴻一瞥。在詩人和它們的精神對話中，“心靈總態度”的統攝已使它們內化為詩人的情思載體，聚結著當下人的喜怒哀樂、困惑和吁求。或者說，詩人是以一種主體化詩學的建構方式，在向先賢和歷史傳達崇高敬意的同時，完成著現代靈魂的內在叩問和自我救贖。

育邦具有豐富的創作經驗，深知詩歌的情緒渲染都該規避過于直接或理性的告白，走一條非邏輯的詩之路徑。他沿襲體物寫志的思維傳統，常通過鮮活生動的意象建構達成物我融通，營造出一個個映照命運與存在的“鏡像”，在多重意象與景觀的“互文”中，實現詩人與世界之間的互動與共振。同時，育邦的想象力本就超凡脫俗，喜歡在虛幻的世界遨游；博爾赫斯作品突出的虛構性對他的影響深入骨髓，兩種因素結合使育邦雖強調詩的真實與真誠，但文本表述過程中有時根據現實的可能而非真實去營造情思空間。“我從樹上走下來/我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他陰郁，沉默/口中吐出一朵渾濁的云∥我從花中走出來/我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他污穢不堪，滿嘴淤泥/腳踩一片清澈的湖水……我從火苗中走出來/我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他提著一桶水/是的，他要澆滅我”（《我認出了我的一位父親》）。詩旨在表現“我”與“父親”兩代人的關系，但它沒有直抒胸臆，而是分別以樹上、花中、石頭、人群、火苗為核心，組構成五個意象群落，憑借意象群落彼此的流轉、整合，疊印出既沉默落魄又勤勞純潔的復雜父親形象，流露“我”對“父親”的倫理與精神認同，也不乏青春之“火”與滅火之“水”的父子間的代際沖突，以象達意，內斂含蓄。“我”從樹上、花中、石頭里、火苗中走出來，“父親”口吐渾濁的云、腳踩清澈的湖水、雙手長滿苔蘚等都是現實中非實有的虛擬意象，可在具體語境中又合理可能，真實與想象界限的“模糊”，同每段中“一位”限定的父親集聚一處使父親產生的不確定性，又強化了文本閱讀難度。

意象本是朦朧之源，使詩如水中月、霧里花，亦真亦幻，隱約蘊藉，超驗和冥想的幻想、虛構性更具現代品質，它在翻新相對平面的意象思維的同時，更暗合了21世紀詩歌的虛擬趨勢和韋勒克、沃倫那種任何文本都乃作家“虛構的產物”的論斷，再度打開了人們想象力的天窗；意象思維與幻想性特質互文、并置，則有利于避免育邦詩歌向古典的“一邊倒”傾向，實現傳統的現代性轉化。

《草木深》充滿古典氣的另一個表現是育邦給在世與故去的朋友寫了很多詩，復興了傳統詩歌的“唱和”功能；并且詩歌語言一如他的為人，優雅精致，如“彗星的堅冰化作最后的火焰/宣告你沉迷王國的誕生”（《悼孝陽》），“秋天里的母親，站在暴風雨來臨的海邊/等待大海把她的男人再次送還給他”（《出海——兼致謝宜興》）。兩段詩都出語從容舒緩，典雅端莊，既有南方的柔婉又具北方的力度，將情緒傳達得得體到位。但育邦詩里古典資源豐厚的另一面，是自覺而強烈的現代意識，他對悖論手段情有獨鐘，并將其由方法上升為思維方式，努力在詩中平衡相互排斥、沖突的不協調品質與元素。如《中年》即是“矛盾”情境中綻放的智慧之花。這首詩可視為詩人的精神懺悔錄與反省圖，其中對立、矛盾因子形成的悖論有所習焉不察。他喜歡采擷絢爛的蘑菇，因為它們有毒；持劍掛在天空中，天空卻虛無，劍已疲憊；清楚中年漸近“夕陽”，反倒擁有了難得的寂靜。悖論在立意、修辭和語言各個層面均有體現，最終在核心意象“中年”上達成了統一。詩人敢于正視自我的分裂，在痛苦與淚水中尋找新的平衡，這種分裂其實何嘗不是現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呢。

東西方文學資源之間的張力成就了育邦詩學，傳統詩語與悖論乃至反諷的交匯，注定他的文本和簡單的浪漫沖動無緣，具有一種復雜和含蓄之美。《草木深》在寫什么和怎么寫兩方面都給讀者帶來了新的啟示。

（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