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媒體發展與非虛構文學興起的背景下，評論界將非職業化、由業余作者完成的作品命名為“素人寫作”。在新大眾文藝理念的倡導下，“素人寫作”被賦予特定的文化定位，尤其指基層勞動者基于自身職業經驗展開的文學創作。

2025年央視春晚上，“外賣詩人”王計兵作為“新就業群體”的代表登上舞臺，標志著基層務工群體的文化表達進入主流視野。王計兵生于1969年，自1988年作為第一代農民工赴沈陽務工起，在三十余年的打工生涯中始終保持著詩歌創作的習慣。2022年7月，以其外賣經歷為素材的詩歌《趕時間的人》在微博平臺獲得超過兩千萬閱讀量，使他迅速受到公眾關注。隨后，他的五部詩集《趕時間的人》《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低處飛行》《手持人間一束光》《世界把我照亮》相繼出版。其創作實踐被媒體詮釋為“融合了理想與現實、愛好與生存”。在春晚現場，王計兵坦言“有了詩，送外賣才不那么辛苦”，體現了文學創作對勞動生活的精神慰藉作用。

與之類似的還有江蘇泰州餛飩店店主常玫瑰。她的作品《小草也開花》在《泰州晚報》副刊“坡子街”發表后受到廣泛關注。此后，她以店鋪日常為題材創作的一系列散文陸續見諸報端，并最終結集出版為《左手詩情，右手煙火》。文學創作使常玫瑰的餛飩店轉變為具有文化吸引力的“網紅”空間。她在經營餛飩生意的同時，于二樓開辟出“玫瑰有約”閱讀交流區，一邊賣餛飩，一邊與更多人共讀、寫作、對話。常玫瑰的創作實踐體現了“灶臺”與“書齋”的融合，既讓文學深入生活現場，也將生活經驗轉化為文學文本。正如她所說：“讓文學更加貼近生活，也把生活真正糅進文學里……這樣的文字，才能走進人的內心深處。”

隨著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和新業態蓬勃興起，新就業群體日益成為當代勞動力結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王計兵、常玫瑰等數字時代的新型勞動者正是這一群體的典型代表。他們在經濟社會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成為參與城市建設和基層治理的重要新生力量。在這一群體中，涌現出大量被稱為“素人寫作”的文學實踐，除王計兵、常玫瑰外，還包括“菜場作家”陳慧、育兒嫂范雨素、家政女工李文麗等。這些作者通過非虛構、散文、詩歌等文體，將勞動經驗轉化為文學文本。他們的作品直面基層勞動場景中的具體問題與現實困境，但并不刻意渲染苦難，普遍展現出一種積極、堅韌且充滿主體性的勞動姿態。

以王計兵為例，其廣受關注的詩作《趕時間的人》，生動勾勒出外賣員高度緊張的生存狀態：“從空氣里趕出風/從風里趕出刀子”“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詩中雖如實呈現了行業的艱辛，但王計兵的整體創作仍帶有鮮明的樂觀基調。尤其在獲得公眾關注之后，詩人更注重凸顯勞動的價值與日常生活的煙火氣，在記錄勞動體驗的同時，著力提煉勞動賦予生活的意義：“從三百六十行里/趕出一個新就業/從二十四節氣里/趕出一個小哥節”“我迎面和他們說一聲新年好/他們回復我一聲新年好/聲音洪亮/像新摘的草莓/富含汁液，略帶酸澀”。王計兵強調文學對庸常生活的慰藉與超越，以及勞動為創作帶來的“靈感”，試圖在文學表達與勞動實踐之間建立一種彼此照亮、相互成全的平衡關系。

早在21世紀初，就有學者觀察到，當時興起的打工詩歌已經吸引了相當規模的讀者群，其構成既包括城市知識分子，也涵蓋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基層勞動者。2010年以后，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的深度融合，構建了全民參與式的新型傳播生態。在此背景下，基層勞動者的文學創作在公眾視野中的可見度實現了階梯式躍升。時至今日，借助數字媒介的傳播優勢，素人寫作已突破傳統壁壘，使文學作品從被傳播的文本對象，轉變為主動介入公共建構的力量。相較于“十七年”時期的工人文學，以及早期側重生存困境敘述的打工文學，當下的素人寫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單一的苦難傾訴模式，展現出獨特的文化定位。在出版詩集《低處飛行》時，王計兵曾表示，希望這本書能“被外賣平臺的一些高層注意到”，從而推動改善外賣員的處境，“我覺得我的社會價值高于我的文學價值，我要發揮我的作用，為我們這個群體說話”。可以說，在微觀層面，文學創作為勞動者提供了將日常經驗轉化為文藝表達的途徑。通過對送外賣、守店鋪、分揀快遞等具體勞動細節的書寫，勞動者將個體經驗文本化；在宏觀層面，這些文本借助互聯網傳播機制，有效進入公共話語空間。這些作品以質樸真摯的情感力量，加深了公眾對基層務工群體的認知與理解。

隨著平臺用工模式的普及，國家相關部門相繼出臺《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在肯定該群體在城市建設中重要作用的同時，也嘗試在勞動條件、社會保障等方面構建適應數字時代特征的新型權益保障體系，并關注勞動者精神層面的需求，推出了一系列增強新就業群體獲得感、歸屬感與榮譽感的舉措。2025年，在政策推動與平臺經濟自我調適的雙重作用下，外賣行業正式步入“騎手社保元年”，傳統用工邏輯得到一定程度的調整，與勞動者通過文學進行的自我表達形成了呼應。從社會互動維度觀察，此類文學實踐呈現出獨特的生成邏輯：創作者通過詩學轉換，將個體勞動經驗升華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審美文本。公眾借由閱讀這些作品，得以理解當下勞動群體的真實處境。相關部門則能夠更切實地關注到該群體的權益訴求。在這一多維互動中，文學承擔了中介功能，在個體表達與社會認知之間構建起一個富有活力的場域。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