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我國文化領域的一項重要法規——《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施行。這標志著我國全民閱讀工作從政策倡導全面升級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國家法定責任與社會系統工程，為“書香中國”建設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條例》于2025年12月頒布，明確要求構建“全民覆蓋、普惠高效的全民閱讀促進體系”，其根本宗旨在于促進全民閱讀，推進書香社會建設，增強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養，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

文學界反響熱烈

從“勸善”到“勸讀”背后的深思

《條例》的實施引發文學界的熱烈反響。針對其意義與社會閱讀現狀，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采訪了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

四川省作協主席、茅獎獲得者阿來認為，《條例》的意義首先體現在對國家建設“學習型社會”戰略的鞏固與提升。“當下人們所從事的工作都大量滲入了科技的因素，如果不學習，就難以進入專業化的世界。”他強調，在全球化競爭背景下，全民學習熱情至關重要，《條例》以國家準法律的形式予以推動，寄托了更高的期許。同時，他分享了更深層的思考：“讀書本是好事情，古人是‘勸善’，今天卻要‘勸讀’，這本身折射出在閱讀上已經存在某種欠缺和危機。在知識為王的時代，我們每個人更應自省，通過每日閱讀獲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我更新，真正做到‘君子以自強不息’。”

對此，《四川文學》主編、作家羅偉章表達了相似觀點：“閱讀是終其一生的自覺，是對自我精神世界的一種建設。它不應局限于‘世界讀書日’，而要真正融入生命的每一天。這才是閱讀最本質的意義。”談及《條例》實施，羅偉章認為這體現了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法規的出臺，本身就是一個鮮明的態度。”他還分享了閱讀的深層體驗：“我們時常難以認清自己，而閱讀如同一面鏡子，至少能讓我們更清晰地知道‘我是誰’，使生命保持一種清醒的自覺。正因如此，我始終推崇深度的文字閱讀。唯有文字，能最大限度地激發想象，錘煉思想。它讓我們的生命感知保持鋒利，處于一種覺醒而清明的狀態。”

閱讀正面臨巨大沖擊

“送快遞的作家”胡安焉談“真閱讀”

近年來，素人作家憑借真摯的書寫走入公眾視野的案例已不鮮見，因《我在北京送快遞》而受到讀者喜愛的胡安焉，便是其中一位代表。在繁重的勞作中，他憑借長期堅持的閱讀，走出了一條獨特的自我精神成長之路。

對于《條例》實施，胡安焉感到振奮。他認為，《條例》的意義在于將促進閱讀的責任明確落實到政府部門，“有關部門需要為全民閱讀提供支持保障，包括硬件和軟件，還有整體環境的打造和投入。”但他也坦言，閱讀的推動終究離不開每個個體的內在動力。“必須是發自內心地想要閱讀，并且確實能夠從中獲得充實、滿足與快樂，人們才會真正去選擇它。”他接著說，在信息爆炸、娛樂方式多樣的今天，閱讀正面臨巨大沖擊。“很多人已回憶不起自己上一次讀書是什么時候。在快節奏的社會里，人們往往只能利用碎片時間，通過手機快速獲取信息。”

胡安焉敏銳地提出了關鍵區別：“一個人知道的事情越多，并不必然使他更有智慧。這些信息通常是雜亂、不成體系的，它們未必能提升一個人的認知水平或心智成熟度，反而可能讓人陷入信息焦慮——知道很多，卻又感覺一切都漂浮著，與自身缺乏深刻的聯結，這反而加劇了浮躁。”對此，他分享了自己的閱讀建議：唯有在有限的領域內深入，才能獲得真正的進步與內心的充實。“無論讀什么，當你投入時間與精力，并能察覺到自己看法的積累、認知的深化時，這種進展會對你的生活產生積極的作用。它日積月累，會成為對抗壓力與焦慮的有力承托，讓你對自己的人生意義更為確信。”他希望“社會的閱讀氛圍越來越好，希望更多人能愛上閱讀，并在其中找到屬于自己的快樂、充實與滿足。”

從家政工到讀書人

來自鄉村的李文麗因閱讀改變人生

《條例》的實施，不僅在于倡導，更在于夯實保障。其第十九條對全民閱讀設施的規劃與建設作出了具體規定，要求“有計劃地設置覆蓋城鄉、實用便利、服務高效的全民閱讀設施”，并詳細列舉了從公共圖書館到鄉鎮村社的基層文化服務中心、從實體書屋到公共數字閱讀終端等一系列場所與設備。這標志著閱讀資源的均衡配置與可及性，被納入了法制化的規劃框架。

這一條款，對于曾在城市務工、如今回歸鄉村的讀者而言，感受尤為真切。來自甘肅的家政工李文麗，在北京工作期間，利用務工之余通過手機寫下20萬字散文詩歌，并繪制了400幅圖畫，她的作品甚至登上了北京吉祥大戲院的舞臺。這段獨特的成長經歷，與她接觸到的兩個關鍵公共閱讀支持空間密不可分：一是專注服務家政女工的公益組織“鴻雁之家”，二是由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創辦的“新工人文學小組”。這些社會力量提供的免費課程與交流空間，成為了她文學之路的起點。

如今，因家庭需要，李文麗暫別北京，回到了甘肅鄉下生活。她帶回了許多書籍，也帶回了對閱讀空間的深切期盼。《條例》的實施令她振奮：“咱們遇上了好時代，趕上了好政策。國家不僅改善農村生活，也關心我們的精神世界。”她衷心希望家鄉也能擁有更多便利的公共閱讀空間，讓更多農村人擁有更充分的機會閱讀，從書中獲得溫暖、力量和屬于自己的幸福。她相信，讀書能讓內心敞亮，使家庭更溫暖，讓鄉村更美好，“把好書讀起來，用文字填補內心的迷茫與不足，活到老學到老。”

李文麗的故事，正是封面新聞“關注素人寫作”系列所記錄的典型。對這些來自勞動一線寫作者的報道，生動詮釋了《條例》第十六條所強調的“宣傳全民閱讀先進典型”的責任，也印證了當政策的“光”照進現實，與個體的努力、社會的支持相結合時，所能煥發出的強大生命力。

從城市的公益課堂到對鄉村書屋的期盼，一條清晰的主線浮現而出：全民閱讀的推進，既需要頂層設計的“設施網絡”實現普惠覆蓋，也離不開無數個“李文麗”在具體空間中被點亮、并渴望照亮更多人的微觀實踐。

從刷手機到捧起書

高校要培育“腹有詩書”的寶藏青年

《條例》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高校應將閱讀作為重要教學方式，組織多樣化閱讀活動，以拓展學生視野、豐富精神世界、提升綜合素養。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副教授、馬識途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劉曉遠認為，《條例》的實施標志著全民閱讀從文化倡議轉變為法律責任。他直言，高校有責任將閱讀融入教學，引導學生通過閱讀成為“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寶藏青年。

身為作家馬識途的外孫，劉曉遠在采訪中還分享了深厚的家學熏陶：“我家最多的財富就是整墻的書。童年最典型的娛樂就是全家各自捧書靜讀。”這種環境讓他視閱讀如吃飯睡覺般自然，并養成了“興之所至”的隨性閱讀習慣——題材不拘，尤愛蘊含歷史與社會思考的網絡穿越小說，其啟蒙正源于小學時讀到的馬克·吐溫《一個美國佬的奇遇》。

他還對比了兩種閱讀狀態：讀網絡小說等休閑內容時，他習慣利用通勤等碎片時間，甚至有過“本來是要助眠，卻看了個通宵”的趣事；研讀專業書籍時，則會專門預留整段時間，偏好實體書并輔以筆記，以求深度思考。

劉曉遠坦言，當下人們慣于刷手機，時間精力被碎片信息割裂，容易導致思維空泛。而閱讀則能讓人從喧囂中抽離，系統充電，打破時空局限，最終找到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