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博物館熱”不斷升溫。我們在博物館里欣賞文物，觸摸古今，了解人類的來時路。陳列室里大大小小的器物，不知承載了歷史長河中多少的傳奇與悲歡。

博物館里的器物如此，民間的、文學作品中的器物更是如此：干將莫邪劍記錄的是人們在動蕩時期面對暴力統治的抗爭意志，和氏璧代表著諸侯國之間的利益博弈，金庸小說里李莫愁送給陸展元的紅花綠葉手帕則敷衍出一段癡男怨女的愛恨情仇。在我們華夏文明里，器物中暗藏廣闊的江湖和宇宙，這里既有入世的儒家智慧，也有出世的恩情俠義，更有人類學家費孝通和項飆觀察到的鄉土文化、士紳精神。

江南小鎮土生土長的作家徐風，常年聚焦在器物文化研究與地方風物考據上，書寫了器物背后一個又一個普通人的故事。正如歌詞“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間。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閑”的感慨，人生在世，必定會經歷坎坷，需要為求生、為發展奔命，在面臨丈量人性的是非時，又各自選擇利或道。在新出版的長篇散文力作《江南器物志》中，徐風寫下的，正是史書中不曾記載卻真實存在著的普通人，他們的七情六欲，掙扎與堅守。

江南自古出狀元。徐風筆下的器隱鎮東面是蘇州，南面是杭州，是江南富裕之地。鎮上士子眾多，狀元舉人如同過江之鯽。甚至還有一個大人巷，曾住首輔、尚書、巡撫、御史、通判、道臺等官員。《瓦片翻身記》這一篇中的主要人物湯效祖，原本居住在寒門聚集的雞籠巷。他雖然日子過得清苦，瘦得身如仙鶴，但也不忘發憤讀書。在準岳父的資助下，他成功考上了舉人，衣錦還鄉，名和利撲面而來，衙門立刻安排這位新科舉人從雞籠巷搬去大人巷居住，一時間，門庭若市。“那些日子里，湯舉人的身心，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潮汐般的沖擊。”這人生的高光時刻，本應是春風得意的。然而，剛入住新宅沒幾天，湯舉人家卻出了一件怪事。某晚深夜，平素病懨懨的湯母突然大叫大喊，她堅稱自己夢到了先夫，他指著她的鼻子大罵，說她教子無方，還沒做官就受賄，居然還心安理得住進他人的房子里。然后她說頭疼，幾乎是天崩地裂的感覺，她堅持要連夜搬回雞籠巷，否則她寧愿跳河。原來，湯家人雖然清貧，卻很有骨氣，家規甚嚴，父親留下的訓誡以及母親不改初心的堅守，讓他們在面對權力和財富時，本能地自我審視與約束。盡管搬回雞籠巷后不久，在官方的盛邀下，他們不得不重新搬回了新宅，湯母卻始終堅持要把睡了很多年的舊竹床帶過去。她表示，自己睡不慣別人的床，哪怕是皇后娘娘睡過的。

老竹床的特點就是通透爽氣、彈性適度。雖然在床上翻身會發出一些聲音，但在湯母聽來，這些聲音陪伴了她許多年，已然習慣并且非常悅耳。榮華富貴她不喜歡嗎？新宅子里百工精雕細琢的雕花紅木大床她不喜歡嗎？那鏤雕著龍鳳呈祥花紋的圍欄，繡著蝴蝶、葡萄、壽桃、喜鵲的門罩，她不喜歡嗎？她其實并不是真心不喜歡，只是覺得，這些都不是湯家的，她和兒子怎么就可以平白無故地享用呢？她也多少知道，考上舉人就可以做官。三年清知縣，十萬雪花銀，這話她也是聽說過的。但是，她躺在這張奇大無比的豪華床上，仿佛身下就是一個陷阱。她一刻也待不住。

《江南器物志》里還記錄了小鎮上不少女性的故事，她們或在戰爭年代寬宥竊取祖傳寶物的仆人，或為了維護丈夫的尊嚴不惜把自己包裝成潑婦，或一心盼著未婚夫考中舉人揚眉吐氣，或多年來堅守內心信念，哪怕經歷了背叛，也堅韌地把日子過下去。李豆花就是這樣一位女性，她原本叫汪素娥，只是舊時女子出嫁從夫，又做著賣豆腐花的營生，故而所有人都叫她李豆花。人們忘卻了她原本的名字，也忘卻了她原本的自己。徐風說：“彼時女子都這樣，名字不過是個符號，日子才是自己的。”李豆花的前半生和一張合歡桌緊密相連。這張桌子由兩個半圓拼合而成，丈夫李連生在家時，兩張榫卯結構的半圓桌合在一起，才算是合歡桌。每次丈夫出去做生意久不歸家，為了生計，李豆花不得不把家里的楠木合歡桌的一半拿去當鋪典當。桌子的另一半則擺在堂屋，那是讓人們知道，男人不在家，勿擾。李豆花很會過日子，除了賣豆花，她還顧著幾畝田，春耕秋收，精打細算，典當得來的錢，足夠她和家中病弱的婆婆安安穩穩度過寒冬。等年關近了，丈夫快回來了，她就用秋收的稻谷錢把那半張桌子贖回來，夫妻團聚，闔家歡樂。“把那半張合歡桌請人抬回家的時候，她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松快。”多年來，她一直堅持著這樣的習慣。然而有一年，丈夫過年也沒有回來。又等了好幾年，婆婆都病逝了，丈夫有一天突然歸來。可是當鋪里的半張合歡桌卻不翼而飛了。興許是被人買走了，當鋪給她找來半張，卻是榫不對卯，根本不是原配的那半張桌子。

丈夫其實并不在意這件事，但她是在乎的，因為只有它完整的時候，家才是完整的，她也才是完整的，之后才是她的清譽，彼時也要靠它來證明。最后在她的堅持下，當鋪朝奉們在倉庫里翻了半天，最后找到了原配的那半張合歡桌。可是等她高高興興地抬回家，卻發現丈夫又走了。據說他在外做生意時，不僅討了外室，還與多名女子有染。很多年后，人們不知道李連生是否回家，也不知道合歡桌后來的命運。人們只是看到，李豆花又出來賣豆花了。

作為曾經長期以農耕文明為主的社會，我們對農事有著近乎虔誠的重視，徐風筆下的器隱鎮里，也有著大量的農人。他們總是按歲時和節氣侍弄莊稼，細心照料土地，像個國王一樣在自己的田間地頭巡視。這個時候，一位有著較強知識儲備，又懂得制作各類農具的“資深”農人，便自然而然地會擁有較高的聲望。車水巷的鄭龍大就是這樣的人物，“農民們見了他，并不似臣民見了國王，而是像對自家的一個長輩，諸般恭敬，都是自發”。大到什么節氣農人應該做什么事，小到明天會不會下雨，人們都會請教鄭龍大，更別提鋤頭、犁、麥鐮、捃刀、拖耙、篩谷匾、梿枷、抄竿這些農具的設計和制作了。“鄭龍大獨絕的手藝，是做龍骨水車。他屬龍，做下的龍骨水車，如龍顯靈，車水輕便，水力足。”但是，鄭龍大畢竟不是神仙，他也會出錯。有一年正值曬麥谷時節，村民來問鄭龍大晚上是否會下雨。他觀察天象，告訴人們不會下雨，于是大家就放心把麥谷攤在戶外，回家睡覺了。不料，子夜時分天象驟變，鄭龍大趕緊敲鑼打鼓挨家挨戶通知村民搶收。很可惜，這次挽救到的糧食不多，太多的麥子就這樣泡湯了。此時已經九十歲的鄭龍大在打谷場長跪不起，大家都涌上去攙扶他，但他死活不肯起來，兩只手深深插進泥土里，于是眾人都跪下了，臉上也分不清是雨水還是淚水。這個雨夜驚心動魄的農家人百年一跪，一直被車水巷的子孫們口口相傳，后來以“口述史”的方式出現在當地的《器隱鎮·口述歷史》中。

人世浮華，各人有各人的道理。為了這僅有一次的生命歷程，有些人側重義，有的人側重利，有些人熱愛權力，但只要不損人利己，其實都無可厚非。其實，除了法律法規的約束，我們中國人往往有著自己古老的智慧與處世之道。正如《江南器物志》中所說：“自古至今，凡事皆有是非曲直。民間野史誑語多多，卻也有公允史語、人心向背。器物腳下流淌的文明，溫暖著平頭百姓的尋常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