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代網絡文學作家，跨界做編劇做導演，但他讓讀者最深刻的身份是懸疑小說作家。寫作二十多年來，蔡駿以平均一年超過一部的速度，推動自己的懸疑類型創作不斷深化創意，與純文學敘事結合，也不斷進行著本土化呈現。在那些懸疑故事背后，讀者會看到一個清晰的城市圖景，上海。從歷史元素到當代生活，蔡駿的童年成長足跡串聯出了一幅城市歷史行走地圖。這座城市的龐大復雜可以容納無數創作類型，也天然適合懸疑敘事，通過蔡駿的導覽和指引，讀者會看到上海因世界、故鄉、歷史三重維度而造就的故事冰山。

學會在記憶時空之間展開想象力

鄭周明：沿著蘇州河，我們從你小時候居住的江西大樓走到了工作過的上海郵政博物館，它們也出現在了你的小說創作之中，關于這些建筑你有什么特別的記憶？

蔡駿：我們主要走過的是蘇州河沿線的郵政大樓，還有我小時候居住過的江西中路的江西大樓，其實這些記憶對我來說有些是非常遙遠的，應該是在10歲以前的記憶，有些大概是青年時候的記憶，當然會更有感觸。今天來看，這些房子已經成為上海的重要地標景觀，經常會看到中外游客到這里來拍照打卡，把今天的景觀和記憶里的場景進行一個對照，我會覺得很有意思。

鄭周明：從游客的視角來進入這些歷史空間，和你的視角是非常不同的，小時候的那些記憶是如何重構變成了你筆下那些變形的、充滿懸疑的場所的？

蔡駿：我對小時候住過的這些地方，包括以前上班的時候，其實也沒有感受到很特別的東西，甚至感受到的是一些無聊和沉悶。但是今天回頭來看，因為時間拉開了距離，時間上的差異就構成了一種懸念的空間，所以我覺得這是時間造成的，而不是這個空間本身造成的。比如，我們站在郵政大樓前，隔著蘇州河看向對岸，左邊還是那棟百年建筑，但是右邊那些建筑是全新的，可能是近5年之內才有的建筑，那就構成了一種時空上的巨大對比和反差。

鄭周明：我注意到你近期推出的新作《她的契約》里，也是跟這些回憶有一些串聯的，特別是小說里的布達佩斯公寓是一棟鄔達克設計的建筑，鄔達克和上海有著很深的歷史情緣，這意味著對歷史的回望和對當下的提取，已經成為你創作時的一種自覺行為。

蔡駿：對，因為我自己確實平時最愛看的就是歷史。新作里涉及的歷史應該說是近現代上海一百年以來的歷史，自然跟我的成長有更深刻的關聯。比如歷史上，鄔達克當年的建筑設計事務所就在江西中路附近（編者注：鄔達克建筑設計事務所原名“鄔達克打樣行”，位于外灘24號），當然現實中我住過的江西大樓并不是鄔達克設計的，進入小說后我進行了一些虛構和變形，使它化身布達佩斯公寓擁有了鄔達克元素。這類變化在小說中可以多樣化的，當然這個變化是有很多個原因的，一個原因是想跟歷史產生更多連接；第二個原因是在虛構的過程當中，往往虛構出來的空間才能更大，編故事的空間才不會被現實所局限。

鄭周明：的確你的作品里有豐富的上海城市元素，這座城市擁有的歷史故事或者民間故事資源，你感覺被發現、被轉化得足夠充分嗎？

蔡駿：上海對我的影響當然是巨大的，除了成長生活的記憶，另外就是上海的歷史，從近代以來連續不斷的如此豐富精彩的歷史，其實還有很多沒有發掘出來，我們所能夠知道的或者說之前文學影視作品里所能夠呈現的，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對我們作家來說，我感覺更大的還未被發現的那一部分，就像海面之下那占據八分之七體量的冰山。所以我一直認為，上海確實能夠提供非常多的好的故事素材。

從靈感到作品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栗鹿：回到你寫作的起點，你開始寫小說是從“榕樹下”網站開始的，在當時它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很多創作者在上面展示作品的渠道。你目前也是上海網絡作協的副會長。現在很多年輕讀者對“榕樹下”不是那么了解，對你來說“榕樹下”意味著什么？

蔡駿：我開始寫作的時期應該算是第一代的網絡文學，跟現在的網絡文學差異是很大的，從內容到傳播方式都很不一樣。但我覺得，它最重要的意義在于給當時所有的文學愛好者提供了一個能夠繞開文學期刊和出版社、直接跟讀者見面的機會，我覺得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它折射了互聯網帶給普通大眾的一個非常重大的機會。當時，“榕樹下”還是有編輯審核過程的，但是很快在一兩天之后作品就能夠發出來，其實也不算對大家創作的限制。如今回頭看，只不過我比較幸運，我是一直堅持創作。當時有很多新人我覺得很有才華，但是后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們慢慢就銷聲匿跡了。

栗鹿：當時為什么會很快選擇了懸疑這個類型？

蔡駿：我最早開始寫的時候，都不知道什么叫懸疑類型，沒有這個概念，因為當時國內幾乎沒有這樣的寫法。而且我最早在“榕樹下”推出的一批中短篇小說，現在看來其實都像純文學。那是2000年的時候，大概寫了十幾到二十篇中短篇小說，其中還有一篇發在了文學期刊《當代》上面。而我寫的第一部懸疑小說叫《病毒》，那是在2001年春天，也是在“榕樹下”首發的，這很可能是中文互聯網上的第一部長篇懸疑小說或者說驚悚小說，第二年就出版了實體書。當時寫完《病毒》的時候，我也不知道它算什么類型，還沒有懸疑小說這個概念，只是覺得這個故事很有意思，想要把它寫下來。

栗鹿：《病毒》出版之后，你就確定了自己的寫作方向是懸疑嗎？

蔡駿：對，因為《病毒》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而且當時讀者也比較喜歡，它證明了自己有能力去寫類型小說，也證明這類故事會有讀者，我覺得這兩件事情非常重要，讓自己有了自信心，而且從網絡文學到出版實體書，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跨越。然后，我接二連三的就不斷有新的靈感和創意出現，轉化成了作品持續出版，大概過了三到四年之后，我才逐漸確立用懸疑小說這樣的類型概念來給自己的寫作定義。

栗鹿：懸疑小說需要不斷挖掘新的靈感，這個靈感如果要形成最后的作品，是不是在你腦海中會進行比較多的推演，形成一個邏輯閉環，然后你才會決定落筆寫下那個故事？

蔡駿：從靈感到作品，這個當中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有時候會隔很多年，也有可能永遠都不會寫出來，也有可能寫出來后發現是失敗的作品。當然對我來說，只要我決定寫它，開始動筆，我就一定會把它完成。但是在完成的過程當中，會經歷非常多的設計思考，甚至可能最初原始點也會發生變化，但是原始的那個出發點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創意。

栗鹿：看你最近的小說里面有很多懷舊的元素，雖然離我小時候生活的場景有些遠，比如你在《曹家渡童話》里寫到的20世紀80年代末的農貿市場、滬西電影院、老弄堂等場景。你是一個懷舊的人嗎？或者說這些元素對小說呈現的氛圍和敘事是有幫助才使用。

蔡駿：我覺得這些原因是同時存在的，因為本身時間的距離感就會產生文學的價值，我覺得距離感是非常重要的，能夠讓一個作品有厚度，然后確實是有一些個體經驗的存在，讓這個作品更有生命力、更真實。有這樣的直接經驗能夠放在那里，就代表著這個作品的獨特性。獨特性就是你個人的標簽，是別人無法復制的。

栗鹿：在《她的契約》里，你使用了新的敘事手法，讓無論是死去的人還是活著的人，都會有一個第一人稱的敘事，還有包括一只近百歲名叫柏林的貓，也有一個自己的視角，為什么會想到用這種敘事？

蔡駿：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其實多聲部敘事在很多純文學作品中都有，只不過在懸疑類型小說中不太常見。我是用了一個純文學的敘事技巧和結構去完成一個類型小說。首先它是一個結構上的創新，每一個第一人稱都是受限視角，用無數個受限視角來構建出一個世界，就像拼圖一樣去構造出一個真相。

更新寫作，讓AI無法洞悉自己

栗鹿：《她的契約》里有一臺2004年的電腦主機，聯結了兩個時空，改變過去和未來。現實中，AI的快速進化讓許多不可能變成了可能，你同時作為一名影視創作者，對此有什么感受？

蔡駿：對，其實我現在也在嘗試用AI創作影視作品。確實現在AI影視已經發展得非常快了，前段時間我在中國電視劇制作產業大會上也注意到大家主要在討論的就是AI跟影視制作、導演、編劇之間的關系。我自己也在思考、使用、實踐這個新命題。

而對于AI和文學創作的關系，我可以舉個例子來解釋。假設現在是在3000年前的古希臘，你是一個盲人，你在漫游世界的過程當中，創作了兩本書，一本叫《伊利亞特》，一本叫《奧德賽》，然后你漫游到了地中海邊上的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這個舉世聞名的圖書館匯集了當時全球所有的文字知識，里面的圖書館館長也就知道所有的信息并且能夠快速回答你，甚至也看過你新寫的兩本書。你們兩人進行創作比賽輸贏會怎么樣？一定有東西是他不知道的，比如當你作為盲詩人在荒原上漫游的時候，某一個晚上聽到了身邊有一頭狼在嚎叫，當時你內心的那種恐懼，他是不知道的。

栗鹿：他沒有經歷所有個體的每一分每一秒，他只有一個模糊的大數據模型，他沒有辦法擁有所有人的回憶和情緒。

蔡駿：對，這就是你唯一能夠跟他對抗的地方。他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做過的事、做過的夢，他不知道你在若干年前為某個愛人悄悄流下的那一滴眼淚流向何處。

栗鹿：作為創作者，我們要選擇如何去面對時代變化之下，我們自己的編織能力和想象力。最后，我們的欄目名字叫“正在寫的人”，你如何理解這個詞？

蔡駿：“正在寫的人”，這個“人”是主體還是客體？主體就是我正在寫，客體是某個人被書寫。我的角度是覺得這是我想寫的某一個人物，這個人可能是真實存在的，也可能是我虛構幻想出來的一個人。那么多年來，我也一直都是這個“正在寫”的狀態，我很少有那種長達一年沒有寫過小說之類的狀態。比如《她的契約》是我在2024年下半年制作電影后期的空當里寫出來的，然后我在2025年的下半年又開始寫一部新長篇，最近剛剛完稿。

栗鹿：這表示你在做導演過程中，并沒有影響文學創作這部分，甚至是有所滋養助益的。

蔡駿：是的，因為拍電影的過程當中，對我來說是得到了一個巨大的豐富的生活體驗。平時的寫作生活是相對封閉的，是自己跟自己在對話，但是拍電影要和劇組的幾百人對話，需要解決無數人的問題，其中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非常鮮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