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桃又名含桃、荊桃、朱茱、麥英，在距今約8000年的河南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曾發(fā)現(xiàn)櫻桃的果核，說明我們祖先食用這種水果已有悠久的歷史。1973年，在藁城縣臺西村商代遺址“西臺”的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了植物種子三十余枚，其中有桃仁、毛櫻桃種子、郁李仁。桃仁、郁李仁見于《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學(xué)者認為：“由于桃仁食之可致腹瀉，故這批出土物在作種子與食用方面的可能性小，而作藥用的可能性大。”因此，“反映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實踐中已了解到這類種子的用處并用作治病的藥物了”（耿鑒庭《藁城商代遺址中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藁城遺址的考古年代為商代中期，距今約3400年。這些考古實物說明，櫻桃的食用和藥用價值很早就被發(fā)現(xiàn)了。

與此相應(yīng)，至少從秦漢以來，櫻桃就已成為朝廷宗廟祭祀的重要祭品。《呂氏春秋·仲夏紀》曰：“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這是說天子進獻雛雞和黍，并用先熟的櫻桃首先祭祀宗廟。這一禮制在《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xùn)》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儀禮·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鄭玄注：“薦五谷若時果物新出者”。《禮記·月令》“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孔穎達疏：“按《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于余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也就是說，櫻桃先熟，故“仲夏”進獻，但進獻宗廟的鮮果不只櫻桃。櫻桃作為“薦新”之果的具體起始年代，雖無法確定，但至少不會晚于戰(zhàn)國晚期。考慮到《儀禮》所記禮儀有遠古禮俗的影子，一種禮制的形成必然經(jīng)歷較長的歷史積淀，以櫻桃“薦新”可能還要更早。西漢時漢惠帝采納叔孫通建議，“取櫻桃獻宗廟”，《史記》并說“諸果獻由此興”，這應(yīng)是早期以櫻桃“薦宗廟”的進一步制度化。

櫻桃在古代種植有限，屬于稀缺的美味水果。朝廷祭禮又使之具備了特殊的地位，故櫻桃也用于皇帝賞賜群臣。漢明帝劉莊曾月夜設(shè)宴，以赤瑛盤盛朱櫻賜群臣，因二者顏色相同，群臣疑為空盤。這不僅生成了“赤盤朱櫻”的典故，也讓櫻桃賞朝臣在后世相沿成習，得到了持續(xù)的傳承和發(fā)展。顧況《櫻桃曲》曰：“百舌猶來上苑花，游人獨自憶京華。遙知寢廟嘗新后，敕賜櫻桃向幾家。”又據(jù)《舊唐書·后妃傳》記載，文宗大和中，“有司嘗獻新瓜、櫻桃，命獻陵寢宗廟之后，中使分送三宮、十宅”。由此可知，先“薦宗廟”、再賞賜給皇親國戚和朝中重臣，在唐代已成慣例。

對櫻桃及其藥性，陶弘景《本草經(jīng)集注》卷七曰：“味甘。主調(diào)中，益脾氣，令人好顏色，美志。”唐代名醫(yī)孫思邈（541—682）認為，櫻桃“味甘平澀。調(diào)中益氣，可多食，令人好顏色，美志性”。（《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其弟子孟詵（621—713）則說，櫻桃“熱。益氣，多食無損。又云，此名‘櫻’，非‘桃’也。不可多食，令人發(fā)暗風”。（《食療本草》卷上）孟詵是孫思邈弟子，他明確點出櫻桃性熱；在承襲其師“可多食”的同時，又指出“不可多食，令人發(fā)暗風”“多食有所損”。所謂“暗風”，是指“頭旋眼黑，昏眩倦怠，痰涎建盛，骨節(jié)疼痛”。（翁藻《醫(yī)鈔類編·頭痛門》）宋元名醫(yī)進一步確認櫻桃“有暗風人不可啖，啖之立發(fā)”。（蘇頌《本草圖經(jīng)》卷十六）“小兒食之，才過多，無不作熱”（寇宗奭《本草衍義》卷十八），甚至“舊有熱病與嗽喘，得之立病，且有死者矣”。（朱震亨《本草衍義補遺》）這說明孟詵的補充確為真知灼見，他的看法在唐代也得到了廣泛傳播，并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唐詩中詠櫻桃的詩篇，多體現(xiàn)了禮儀、養(yǎng)生與審美融為一體的特點，成為中醫(yī)藥養(yǎng)生與文學(xué)匯通的重要篇章。王維《敕賜百官櫻桃》曰：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闌。才是寢園春薦后，非關(guān)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nèi)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詩歌寫“春薦”后天子在“芙蓉闕下”賞賜千官的盛況，末二句是說宮中同時賜“蔗漿”以中和櫻桃之熱，預(yù)防食用櫻桃引起不適。晚唐詩人韓偓《恩賜櫻桃分寄朝士》詩中也有“未許鶯偷出漢宮，上林初進半金籠。蔗漿自透銀杯冷，朱實相輝玉碗紅”，可見在唐代是以“櫻桃”與“蔗漿”一并賞賜群臣，說明櫻桃性熱、“多食有所損”在當時已是常識。而“聞道令人好顏色，神農(nóng)本草自應(yīng)知”（崔興宗《和王維敕賜百官櫻桃》）、“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jīng)”（韓愈《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等詩句，都將櫻桃養(yǎng)生知識的來源歸于《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因此書久佚，兩位詩人所說的“本草經(jīng)”也可能指上述陶弘景、孟詵之作。

櫻桃“不可多食”及多食致病，在詩歌中也有所體現(xiàn)。五代詩人盧延讓《謝楊尚書惠櫻桃》后四句曰：“萬顆真珠輕觸破，一團甘露軟含消。春來老病尤珍荷，并食中腸似火燒。”“真珠”即珍珠。詩人將櫻桃比作珍珠、甘露，極寫櫻桃紅鮮、圓潤的外形美和軟膩、甘甜的滋味美。末二句則以“老病”之人的切身感受，描述享受美食后“中腸似火燒”的體驗。王建《宮詞一百首》其三十七曰：“因吃櫻桃病放歸，三年著破舊羅衣。內(nèi)中人識從來去，結(jié)得金花上貴妃。”這位宮女因多食櫻桃而生病，被“放歸”后衣衫襤褸，貧病交侵，困頓不堪。這是將櫻桃“多食有所損”入詩的一個典型例證。

與以櫻桃之藥性入詩不同，更多的詩人是以審美的態(tài)度來審視，從不同的角度表現(xiàn)櫻桃之美。“切將稀取貴，羞與眾同榮”（孫逖《和詠廨署有櫻桃》），贊上林紅櫻之高貴；“萬顆勻圓訝許同”（杜甫《野人送朱櫻》），驚野人所送朱櫻“勻圓”之美；“櫻桃千萬枝，照耀如雪天。王孫宴其下，隔水疑神仙。宿露發(fā)清香，初陽動暄妍”（劉禹錫《和樂天宴李周美中丞宅池上賞櫻桃花》），摹櫻桃花林之壯觀；“新果真瓊液，來應(yīng)宴紫蘭。圓疑竊龍頷，色已奪雞冠。遠火微微辨，殘星隱隱看。茂先知味易，曼倩恨偷難。忍用烹骍駱，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權(quán)德輿《酬裴杰秀才新櫻桃》，一作杜牧詩），夸櫻桃之色、香、味及延年養(yǎng)生之品格與功效；“王母階前種幾株，水精簾外看如無。只應(yīng)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珊白露珠”（韋莊《白櫻桃》），嘆白櫻桃驚艷之美。相比之下，白居易對櫻桃格外鐘情，他有22首詠櫻桃詩，僅從數(shù)量而言，在宋代以前穩(wěn)居榜首。其《與沈楊二舍人閣老同食敕賜櫻桃玩物感恩因成十四韻》，尤為獨特。

清曉趨丹禁，紅櫻降紫宸。驅(qū)禽養(yǎng)得熟，和葉摘來新。圓轉(zhuǎn)盤傾玉，鮮明籠透銀。內(nèi)園題兩字，西掖賜三臣。熒惑晶華赤，醍醐氣味真。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燒人。杏俗難為對，桃頑詎可倫。肉嫌盧橘厚，皮笑荔枝皴。瓊液酸甜足，金丸大小勻。偷須防曼倩，惜莫擲安仁。手擘才離核，匙抄半是津。甘為舌上露，暖作腹中春。已懼長尸祿，仍驚數(shù)食珍。最慚恩未報，飽喂不才身。

此詩作于長慶二年（822）春，“沈”指沈傳師，“楊”為楊嗣復(fù)，當時二人與白居易均任中書舍人，是天子近臣，故都被賞賜櫻桃。“暖作腹中春”句，點出櫻桃“性熱”的醫(yī)藥特點。全詩不僅對櫻桃的來源、色澤、氣味、形狀、口感等做了多方鋪敘，還通過與杏、桃、盧橘、荔枝的比較，突顯櫻桃超越眾果的獨特身價。詩歌將禮儀、養(yǎng)生與審美融為一體，堪稱唐人詠櫻桃的集大成之作。

櫻桃作為宗廟“薦新”和朝廷賞賜之果，具備了“天生名品高”（李商隱《櫻桃答》）品位，其食用價值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認可，榮列饋贈佳品。隨著中醫(yī)知識的廣泛傳播，櫻桃的藥用價值逐漸成為養(yǎng)生常識。經(jīng)文人反復(fù)歌詠，櫻桃遂融禮儀、養(yǎng)生和審美為一體，升華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號和文學(xué)意象。

（作者：劉懷榮，系中國海洋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