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簡稱巴黎漢學研究所）的前身是1920年由中法兩國國務活動政治家倡導并創建的巴黎中國學院。該學院致力于培養中法學術人才，加強中西文化交流。自學院籌辦伊始，“設立中國圖書館”就被納入核心創辦宗旨之一。經過逾百年的積累，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館藏漢籍總量已達30多萬冊，是舉世公認的歐洲漢籍收藏重鎮。現館址位于法國巴黎著名的拉丁區，與先賢祠相毗鄰。

因《四庫全書》而建

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最初是為庋藏和研究《四庫全書》而設立。1919年，中法兩國政府協商創建巴黎中國學院之初就擬定：中方將運送一套《四庫全書》原鈔本或副本到巴黎，并安排相應的翻譯人員。法方則負責建立一所隸屬法蘭西研究院的專門圖書館，同時配備學者從事文獻整理和學術研究。然而，經過漫長而波折的協商，終因影印、運輸工程浩繁，加之彼時國內時局動蕩等因素，贈送《四庫全書》的約定遂不了了之。但漢學圖書館卻已然落定并逐步擴充，尤其是在獲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的固定資助后（通常每年的購書預算約40000至50000法郎，特殊情況下還可追加），其館藏文獻日漸豐富。

漢籍來源與特色

追溯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的發展歷史，絕大多數古籍善本在1927至1953年入駐館藏。就書籍來源渠道而言，大致分為四個方面：一是20世紀上半葉從法國的一些書商處購買到的，由傳教士于17至18世紀陸續從中國帶回歐洲的書籍。

二是伯希和（Paul Pelliot）執掌巴黎中國學院時期（1927—1945年）從中國購得。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在圖書館的建設，特別是書籍購置方面，充當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不僅參與擬定圖書采購的方案和決策建議，更親自挑選和購置相關書籍。譬如，1927年，巴黎中國學院從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的資助中撥出85000法郎，委托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員李鄴女士赴中國采購圖書。此次的采購書目正是由伯希和主擬，葛蘭言（Marcel Granet）、馬伯樂（Henri Maspéro）等幾位漢學家補充意見。主體方針是優先選購叢書與方志，同時關注與當時中國政治、經濟、民俗等領域相關的圖書，避免重復購買巴黎中國學院、亞洲學會、東方語言學校等機構已有的書籍。本次共在北京購得圖書32箱，由法國海軍艦船負責運送至法國。這也成為巴黎中國學院在中國進行大宗購書的開端。1932年，巴黎中國學院在獲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346500法郎的資助后，將這筆資金一分為二：其中20萬法郎用于購買伯希和約10000冊的私人藏書，剩余資金交由伯希和前往中國為學院添置新書。次年，伯希和在北京琉璃廠、隆福寺一帶書坊訂購圖書、碑帖、畫冊等約2000種。

三是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1941—1953年）的部分館藏。1941年，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在法國駐華大使戈思默（Henry Cosme）的主持下正式成立。此舉既保護了中法大學校產免遭日偽政權侵占，又在戰火動蕩中為中法學者提供了繼續從事學術研究的“避風港”。為了支撐和推動所內民俗學組、語言歷史組、通檢組及美術組的研究工作，圖書館在經過兩年的籌備后投入使用，并不斷擴增館藏。中文藏書中，叢書、類書，以及與中國民俗、鄉土志、金石甲骨文等相關者最豐，如《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十種》《續古逸叢書》《涵芬樓秘笈》《音韻學叢書》《北堂書鈔》《清史列傳》等。另外，圖書館還保存了一批古籍善本，如《留青日札》（明刊本）、《諺有全譜》（鈔本）、《金集禮》（鈔本）、《神仙通鑒》（明刊本）等。除了重視積累中文書籍，該館在收集學術期刊和中譯法文著作方面也頗為用心。不僅購置了《輔仁學志》《燕京學報》《史學年報》《清華學報》《中德學志》《民俗》《學衡》等全套刊物，還特辟“中法文庫”，使法文名著的中譯本在中文讀者中傳播。此外，研究所還創辦了《漢學》《圖書館館刊》《法文研究》《藝文萃譯》等期刊。據1953年研究所關閉時統計：館藏中文書籍45000冊，西文書籍1300冊，另有漢代石畫像等拓片1200張，年畫約600張，神像紙祃約4500張，出版刊物28種8200余冊。

研究所關閉后，1359種善本圖書資料和文物歸于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剩余部分書籍并檔案轉運法國，成為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的特殊館藏。

四是來自他方捐贈或購入私人藏書。比如，1930年，中國駐法公使高魯代表華人捐贈了包括一整套《四部叢刊》在內的約4112卷圖書。這對于圖書館早期亟須充實館藏而言，可謂雪中送炭。又如，1935至1936年，圖書館購入了法國東方學家古恒（MauriceCourant）的一批私人藏書。

館藏瑰寶

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藏的漢籍中自然不乏古籍善本。田濤《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介紹了該館所藏136種珍貴的明清鈔、刻本。若論“館藏瑰寶”，當首推33通清代殿試試策。

這33通殿試試策共含22科，最早為順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最晚是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以乾隆一朝最多，共9科。原系伯希和舊藏，一直以來被分裝在兩個特制的書匣內：第一個書匣中保存了從順治九年（1652年）至嘉慶六年（1801年）14科18通試策，卷主名次靠前，且仕途昌達。第二個書匣保存的8科試卷，鮮有出類拔萃者，且其中7人祖籍為四川。如是分置，似是按照試卷等第前后及官品等級而有意為之。

試策中，除汪學金和高賡恩兩份有殘損外，其余均保存完好，且大部分試策保留了讀卷官擬定甲次或標示錯漏時使用的黃簽，實屬難得。更重要的是，現已發現的保存完整的清代順康乾三朝狀元卷共計4通，而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獨占3通（徐元文、胡任輿、蔡以臺），尤以順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科一甲第一名徐元文的策文價值最為珍貴。

誠然，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收藏的33通殿試卷，于清代近3萬通策卷而言，甚為寥寥，在時間上亦不連貫，缺少雍正、道光、咸豐幾朝。“但已足可闡明整個清代的制度沿革——從初期的迫切提問到關于新政的垂詢，其間經過理性的確定以及對盛清帝國體制之信任。”亦屬清代人物研究不可多得之史料。

于線裝古籍之外，尚有12種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油印本和鉛印本“老北大”講義，為國內所稀見。具體包括：錢玄同《說文段注小箋》《文字學講義》、朱宗萊《文字學》、黃侃《文鈔》《文式》、吳梅《詞余講義》《詩余選》《中國文學史》、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沈尹默《學術文錄》、葉浩吾《中國學術史》、陳漢章《中國通史》等。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曾撰文《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詳細介紹。這些看似普通的課堂講義，特別是油印本，一般采取隨寫隨印的方式，基本僅供修課學生使用，所以發行量有限，往往連學校也未留底。不僅如此，它們還承載著新文化運動背景下中國學術發展的真實面貌，是現代新學術史的重要內容，因而彌足珍貴。

如果說巴黎中國學院是近代中國積極開展文化外交歷程中濃墨重彩的一筆，那么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便承載著20世紀以來法國漢學研究的發展歷史與輝煌。歷經百余載的搜訪、庋藏和積淀，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憑借其宏富且珍貴的館藏，早已是歐洲舉足輕重的漢籍藏書中心，成為法國乃至歐洲漢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學術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