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起史詩傳敘之責的長篇小說，因其體大思深的特征，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學水平的標志性文體，受到了廣大作者與讀者的青睞。長篇小說創作在中國文壇日益成為一種創作潮流，據研究者統計，“我國長篇小說興起于明清，而‘五四’后到解放前的三十年，新創作的長篇小說約2000部，建國初十七年創作長篇小說320部……而改革開放后的三十五年，長篇小說創作已超過20000部。最近數年，每年達3000-4000部。”總體來看，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數量龐大、題材廣泛、風格多樣。但萬變不離其宗，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大致有兩個傳統，或者說存在于兩大長篇敘事文學譜系之中。一是西方近代以來的長篇敘事文學傳統，譬如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二是中國古典長篇敘事文學的傳統，以《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為代表。

受社會、時代語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多對這兩個“大”傳統進行了中國化、時代化的創造性轉化，衍生出很多“小”傳統。如1933年出版的《子夜》（茅盾著）主要受到了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左拉的《盧貢·馬卡爾家族》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西方長篇敘事文學作品的影響，構建了中國長篇小說的人生派敘事傳統，注重小說的社會性、時代性、史詩性呈現，形成了社會剖析一派，對新中國初期的《創業史》《紅旗譜》《上海的早晨》等長篇小說產生了重大影響。而柳青的《創業史》又成為了新時期作家路遙、陳忠實等人學習的范本之一，《賈平凹》的《浮躁》、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馮積岐的《村子》等長篇小說都與《創業史》存在著廣泛的互文關系。近年來，以《創業史》為中心的柳青傳統、柳青精神、柳青經驗等說法也漸次流傳開來。甚至受柳青和《創業史》影響甚深的路遙，也開始被研究者冠以路遙傳統、路遙精神的說法。1933年出版的《家》（巴金著）、1944年出版的《四世同堂》（老舍著）則主要是對中國古典長篇敘事文學傳統，尤其是《紅樓夢》傳統的延續，重建了中國長篇小說的生活流敘事傳統，注重對日常生活的呈現以及文化視角的運用，形成了文化剖析一派，對新中國初期歐陽山的《三家巷》，以及新時期宗璞的《南渡記》《東藏記》、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賈平凹的《廢都》《秦腔》、王安憶的《長恨歌》《天香》、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葛亮的《朱雀》等長篇小說都產生了較大影響。當然，二十世紀中國最主要的兩大長篇敘事文學譜系并非涇渭分明地單線發展，傳統的相互滲透、融合，不僅在以上所列作品中有所體現，在另外一些長篇小說作品中更是得到了合理、有效地處理。譬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豐乳肥臀》等長篇小說，以對社會圖景的全面呈現、對文化形態的深邃反思，呈現出立體化、多元化的文學面相，成為了不可多得的優秀之作。

進入新時代以來，兩大長篇敘事文學傳統以及衍生的部分“小”傳統仍然滲透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之中，不過在“講好中國故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文學、文化語境之中，對于所要轉化的傳統越來越體現出“古典化”和“本土化”傾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與建設主要建基于兩種文化傳統：即“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反映到長篇小說創作上，代表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紅樓夢》與代表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創業史》無疑是兩個傳統的優秀樣本。當然，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所轉化的傳統并不局限于《紅樓夢》和《創業史》。籠統來說，既包括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傳統，和以《創業史》為代表的中國現當代長篇小說傳統，也包括外國長篇小說傳統。即便是對《紅樓夢》傳統和《創業史》傳統的轉化也并非全盤接受，而是有所選擇、有所側重。這從習近平總書記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可析出部分線索。《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列舉了古今中外的諸多優秀文藝作品，但重點提及的長篇小說，惟有《紅樓夢》和《創業史》。“曹雪芹如果沒對當時的社會生活做過全景式的觀察和顯微鏡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紅樓夢》這種百科全書式巨著的寫作”，側重于對“全景式的觀察和顯微鏡式的剖析”等敘事經驗的建構。“柳青為了深入農民生活，1952年曾經任陜西長安縣縣委副書記，后來辭去了縣委副書記職務、保留常委職務，并定居在那兒的皇甫村，蹲點14年，集中精力創作《創業史》。因為他對陜西關中農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筆下的人物才那樣栩栩如生。柳青熟知鄉親們的喜怒哀樂，中央出臺一項涉及農村農民的政策，他腦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農民群眾是高興還是不高興”，則強調了柳青對“涉及農村農民的政策”與“陜西關中農民生活”等書寫內容的熟稔。

鑒于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傳統的兩個樣本《紅樓夢》和《創業史》自身的復雜性、國家頂層設計關于傳統轉化的傾向性，以及“大”“小”傳統內容上的部分重合性，我們有必要對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所要轉化的傳統稍作清理與限定，明確我們要繼承與發展的是“什么”傳統。《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文學、文化的集大成者，積淀了眾多可資借鑒的傳統資源，這在多年來的紅學研究中也多有揭示。我們在開展文學研究時，則需要有意識地還原《紅樓夢》的文學（小說）身份，以其小說敘事藝術為準則，建構相對穩定的傳統——《紅樓夢》敘事傳統。《創業史》能在眾多“小”傳統中脫穎而出，并非藝術上的成就高于他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與主流話語相吻合的合作化題材的選擇、創業主題的呈現以及創業英雄的塑造。因此，關于《創業史》傳統的建構可聚焦到創業主題的選定，并輻射到創業英雄的塑造上。確定了《紅樓夢》敘事傳統和《創業史》創業主題書寫傳統之后，我們有必要在多元化視野、變體鏈歷程中考察、梳理這些傳統在新時代長篇小說中的延傳與變遷，從而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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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成為重大時代命題。在此語境之下，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汲取各類傳統資源，呈現出創化、融合各類傳統的“新傳統性”面相，關于新時代長篇小說的研究也體現出追尋“傳統”譜系、總結“創化”經驗的傾向。但觀其所論，大致可以發現以下問題：一是對傳統建構的猶疑化，沒能提煉出具有價值的恒定傳統；二是對于傳統樣本與當下文本比較的隨意化，多是印象化關聯，缺乏一定的實證精神；三是傳統創化研究的靜態化，相關論文較少反映出傳統接受與創化過程中的動態變化。因此，提煉出具有價值的恒定傳統，加強對傳統創化研究的系統化梳理，進而動態化地呈現傳統創化的過程，就很有必要了。事實上，承繼與轉化《紅樓夢》傳統和《創業史》傳統的新時代長篇小說遠不止以上所提到的這些篇目，對傳統的承繼與轉化也不止于以上予以論述的這些要點。掛一漏萬，卻也不失為整體觀照新時代長篇小說的有效視角之一。本文對傳統的繼承與發展的論述，并不是尋求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一路徑的印證，也不是以《紅樓夢》或《創業史》為標尺對新時代長篇小說進行優劣評判。而是希望通過對新時代長篇小說的深入解讀，提煉出新時代長篇小說轉化傳統的內在邏輯與深層機制，從而助力于當下長篇小說創作的發展和新時代長篇小說傳統的建構。傳統具有連續性、創新性、包容性，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對《紅樓夢》傳統和《創業史》傳統的延續與創新，定會誕生出屬于自己時代的新傳統。假以時日，這一新傳統也會包容于整個大傳統之中，成為大傳統之中若干個小傳統之一。從這個角度來說，新時代的長篇小說雖然不是盡善盡美，但我們仍需看到其在轉化傳統上做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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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在場與返場：當代文學的當下性與歷史化研究》（作家出版社，20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