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的生成，歸根結底是面對新的實踐，“語言的困惑”使得已有的概念工具已經無法進行有效解釋。所以，新的概念或是對新實踐的概括，或是基于對現狀反思而寄托的新期待。“大文學觀”的提出，可以說上述兩種情況兼有。這可以從其兩種讀法展開討論，即“‘大文學’觀”和“大‘文學觀’”。這并不是語言游戲。作為一種“前綴型”（在傳統“文學觀”這一語詞前用“大”進行修飾）概念創構，其含義也應根據基本語素的排列順序展開分析。這是進入研究首先應當厘清的工作。

“‘大文學’觀”是對當下文學現場的回應

“‘大文學’觀”，即用一種“更大”的視野來審視“文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追問哪些創作實踐正在進入“文學”，或擴展了“文學”的邊界。朱自清在《什么是文學？》一文中就提到：“什么是文學？大家愿意知道，大家愿意回答，答案很多，卻都不能成為定論。也許根本就不會有定論，因為文學的定義得根據文學作品，而作品是隨時代演變、隨時代堆積的。”這充分說明，“文學”并非一個先驗固定的范疇，它的邊界總是隨著創作實踐的發展而被不斷改寫。

一方面，“大文學”意味著基于已有文學實踐，對新出現的文學形態進行有效觀照。如果說“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一大功績，是將傳統的“俗文學”（小說、戲曲、民間說唱等）納入正統文學范疇，那么今天所謂的“大文學”視野，則試圖對互聯網空間里更為龐雜的創作進行發現與接納。除了已被“正名”的“網絡文學”外，還包括社交媒體上的素人敘事（微博超話故事、小紅書筆記體散文）、輕量化短文體（公眾號“軟文”、豆瓣廣播中的微型小說）、參與式社區文本（知乎問答體敘事、彈幕和留言中的即興創作）等。對新的文學形態的發現與收編，本質上還是對眾多創作群體的承認。這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么“大文學觀”的討論，是在“新大眾文藝”討論過程中生成的，這背后一以貫之的，是對人民大眾創作主體性的尊重。這也是對文學寫作和傳播媒介發生巨變的及時反應。

另一方面，“大文學”還意味著，在新媒體時代，我們需要以“文學+”的眼光來重新審視文學的存在方式。在以往，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標準之一，是文本建構是否以文字符號為核心載體。當下，視聽媒介高度發展，基于文字符號的創作或閱讀，已不再處于文藝傳播與接受格局的“風暴眼”位置，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不再重要，因為講好故事、善于表達，一直是文藝的重要追求。例如，在電影中，受眾固然關注導演風格、演員演技或視覺修辭，但它的“基本盤”仍是編劇所寫的故事。可以說，在今天的“大文學”格局中，基于文字符號的創作依然構成其他藝術類型的重要基底，如短視頻的文案、微短劇的劇本、脫口秀的臺詞、游戲中的敘事設計等。這些藝術類型當然不是“文學”，但卻與“文學”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使得傳統以文字符號呈現的文學，延伸出“文學+”的存在形態。這并非簡單的“文學性的擴散”，而是在媒介技術、藝術生產、傳播結構與文藝接受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語境下，理解文學存在方式的應有視角。

“大‘文學觀’”中的重要寄托

如果說“‘大文學’觀”是對變動中的文學現場的概念歸納，那么“大‘文學觀’”則寄托著理想，這一理想是具有未來性的。在此讀法中，“大”是對“文學觀”的修飾。“尚大”本就是中華美學精神的一個重要傳統，無論是“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孟子》），還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大”并不是簡單的數量之多、體量之巨或規模之宏，它還有一層形而上的含義，即包容廣博、生生不息。《文心雕龍·原道》開篇就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這更清楚地說明，劉勰論“文”的起點，就不是一種狹義的文體技巧，而是把“文”放在天地生成與人文秩序中來把握。那么，“大‘文學觀’”中的理想寄托是什么？或許可以理解為，期望文學能夠與廣闊的社會生活建立起內在而緊密的聯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文學要同社會生活建立起內在而緊密的聯系，關鍵就在于它能否真正進入“具體的人”的生命世界。“具體的人”，既是“人民”這個宏大概念的具體化，也是對抽象、空洞的“人”的超越。“具體的人”究竟是誰？他們其實就是“生活中的人”，帶著日常的煙火氣，有著樸素的愿望與煩惱。因其“具體”，所以“真實”，所以他們也是歷史進程中“時代里的人”，他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折射出特定時代的風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對“具體的人”的書寫，才能真正把社會生活轉化為可感可知的藝術內容。因為讓讀者讀有所感、讀有所思、讀有所動的，往往不是某種空洞的概念，而是具體生命經驗中所呈現出來的情感張力與精神境界。文學只有寫出“具體的人”，寫出他們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去愛、去痛、去追求、去奮斗、去承受，才能使社會生活獲得感性的形式，也才能真正激發讀者的共情共鳴。

故此，“大‘文學觀’”之所以“大”，正在于它要求文學不斷向生活的深處打開，將人民的現實處境、情感經驗與精神活動納入文學表現之中。不過，強調文學回到生活，并不意味著文學可以直接等同于生活記錄。生活要真正進入文學，還必須經過形式建構和藝術提煉。正因如此，“生活”與“虛構”之間始終存在一種相互牽引、相互生成的辯證運動，而這一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理解當代中國文學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就新中國初期的文學創作，洪子誠曾提出“一本書作家”的概括。其所揭示的，是當時一批作家在寫作上較多依賴既有生活積累和切身經驗，而相對缺乏虛構能力與藝術構型能力，“生活素材與情感體驗很快消耗之后，寫作的持續便成為另一難題”，所以這些作家往往就只有一本代表作。今天回過頭看，1980年代以來“純文學”的發展，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文學創作中對于虛構、敘述和形式的自覺，提升了文學處理經驗、組織現實的能力。當然，“大‘文學觀’”并不是退回到對生活的樸素依賴，也不宜停留于形式自足的文學觀念之中，而應當在吸收“純文學”所積累的藝術經驗基礎上，更高層次地回到生活本身，最終在審美創造中實現歷史內容與藝術形式的統一。

“大文學觀”的可實踐性

“‘大文學’觀”與“大‘文學觀’”，統一于“大文學觀”這一概念之下。二者生動體現了當下文藝現場中“普及—提高”的辯證運動。“大文學”是數字時代人民文化素養提升后文學樣態不斷推陳出新的結果，而“大‘文學觀’”則是一種具有未來性指向的文學理想，它呼吁的是可以傳之后世的文學經典。二者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兩套話語：沒有文學活動的大范圍擴展，就難以激發全面的審美提升；沒有價值理想與經典意識的持續牽引，文學的普及也容易停留在數量增長層面。因此，“大文學觀”的任務，可以概括為，推動“‘大文學’觀”走向“大‘文學觀’”，也就是推動文學由廣泛生長走向內在提升，由類型繁榮走向經典生成。

那么，“大文學觀”是可能的嗎？《2025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研究報告》顯示，2025年網絡文學作品為4583.7萬部，較2024年新增418.6萬部。面對如此海量的作品，我們怎樣展開有效的批評，找到那些真正代表這個時代思想高度與深度的作品？與此同時，“大‘文學觀’”中對“生活”的強調，在今天也遭遇新的理論挑戰。當下，社會分工日益細密，寫作者是否仍然能夠有效突破自身經驗邊界，進入他者的生活世界？其次，在文學接受日益平臺化、社區化的當下，不同群體之間的生活經驗是否仍然具有充分的可交流性？進一步說，當公共生活本身越來越被算法切割、被興趣社群分流時，所謂“共同的社會生活”，是否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預設？這些問題都說明，今天重新申說“生活”與“人民”，已經不能停留在樸素的現實主義信念上，而必須正面回應新的技術條件和經驗條件。

這不禁讓人想起魯迅。在1930年的《文藝的大眾化》一文中，他指出：“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許多動聽的話，不過文人的聊以自慰罷了。”魯迅揭示了文藝大眾化需要文學內部力量與政治外部條件的相互作用，這一見解十分深刻。這里的“政治之力”，不妨理解為社會整體性文化氛圍的營造、良性的文藝制度的建構，以及先進的創作“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例如，王計兵通過詩歌，讓我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感受到“用雙腳錘擊大地/在這個人間不斷地淬火”那般的生命力與震撼。這里的共鳴，超越職業，而喚起讀詩者對生活的赤誠。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王計兵本人的“文學之路”和“被發現的過程”，這背后既離不開當代中國基層文藝傳統的滋養，也離不開互聯網強大的傳播效能。當下，新大眾文藝方興未艾，而“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已被寫入“十五五”規劃綱要，《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也在今年2月1日正式施行。魯迅當年的“提示”，正在逐步實現和向前推進。就此而言，“大文學觀”是可能的，而我們需要的，是耐心，耐心地讓制度、技術、藝術與人心在時間的淘洗中不斷磨合，讓“政治之力”與“文學之心”持續對話、相互作用。

［作者系上海大學文學院青年教師，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青年項目“‘譯叢’與新中國初期世界文論知識的中國建構（1949—1965）”（項目編號：2024EWY001）的階段性成果］